|
2010年10月2日，我从北京途经赫尔辛基飞抵日内瓦，参加第五届全球南方问题研讨会（The Global South Workshop），这是一个以全球发展问题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举办方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际关系学院日内瓦高级国际问题和发展研究院，参加者全部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博士生和青年教师。我是受邀参加此项会议的第一位中国青年学者。10月8日的凌晨，虽然白天还将有一天的活动，但是日内瓦美丽的夜色却让人不忍入睡。索性趁着还在日内瓦的时候，按照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多位老师的嘱托，把这次会议的基本情况记述一二。
申请
以前从来没想过能这么快就参加国际级的学术会议，更没想到能来到有外交官摇篮之称的日内瓦高级国际问题和发展研究院来参加活动。这是每一个国际关系学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在博士一年级必修的学术交流英语课上，从丛老师不断给我们灌输要积极参加学术会议特别是国际学术会议的思想，并且举例说明南大有很多在读学生经过努力，果真获得了这样的机会。裴文老师的口语课让我们模拟主持国际学术会议。当时我还是抱着过家家的想法，没想到这么快就真的走上国际学术讲坛。所以，能有这个机会首先要感谢从丛和裴文两位老师的谆谆教诲。在我走上发言席的时候，我就想有机会我一定要告诉她们：“I have done!”。
然后，有一天我在南大小百合BBS研究生院版上发现了一条我符合条件的会议论文征集启事，就是这个日内瓦会议。我想尝试一下，跟导师计秋枫教授汇报了我的想法，老师非常支持，并且给我写了很好的推荐信。我又请我的英国导师奥利弗为我写了另一封推荐信。我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导师王缉思教授为我签署了访学证明文件。我想这样一名中国教授、一名英国教授的推荐，再加上北京大学的证明，申请可能会非常有力。我自己认真写了一份会议论文的摘要。这是我第一次正式用英语写学术论文，虽然过程比较痛苦，但是逼迫自己之后，还是写出来了。5月15日在会议申请提交的最后期限前一天，我按照要求提交了所有会议所需的材料，主要是个人简历、专家推荐信、论文摘要和申请表。6月初，我收到邮件，说经过专家评审，我已经获得了会议的邀请。
准备
接下来就是为参加会议做各种准备工作。
最主要的就是撰写会议论文，要求接近一万个英语单词。这个过程比写摘要就更加痛苦了。本身对我而言，用汉语写论文都是一件艰难事情，更别说用英语了。幸好，前面写摘要的经验给了我一些信心。根据会议要求，论文主要是博士论文的内容概述，分为主题描述、文献综述、创新和贡献、方法论、结论，相当于写一份英语的开题报告。虽然我已经通过论文开题，但我的开题报告受到了老师们的大量批评，当然都是非常中肯的修改意见，所以我决心利用这个机会重新书写我的开题报告，系统的再把论文的思路梳理一遍。
用中文写作的时候，搞不懂的问题圆一圆就忽略过去了，但用英文写作，搞不清楚的概念就表达不出来，所以必须要搞清楚每一个具体问题，找到文献的原文，按照规范进行表述。这是我写英语论文最深刻的体会。通过按照会议要求的分析框架系统地分析问题，我发现自己对所研究的领域了解得还非常粗浅，需要阅读的基本文献还很多。我向导师反映自己的这一感受，导师说这是因为我对问题的了解深入了，所以才感觉到更多的不足。
六月中旬开始构思，搜集、准备材料。七月初动笔，八月底完稿。暑假的两个月基本上全泡在这个论文里了。写作过程中经常会卡壳，就是因为一个小问题搞不清楚，就无法继续进行下去。还有的时候写得头疼想吐，好几天不想动手敲键盘，一开机就想打游戏。最后没办法，写不下去就慢慢等，也不逼自己，一直等到自己想写了，就把当天的任务完成。所以到了八月，我入睡的时间从晚上12点不断推迟。交稿前的那天我是到中午12点才睡。幸好当时宿舍就我一个人。
论文提交后不久，收到论文通过的通知。9月初开始为会议的另一位作者论文写评论。其人是一位印度加尔各答加达普尔大学的一位博士生，主题是美、印、以三国反恐政策比较研究。由于只有两个周的时间写这个评论，我先用一个周的时间研读报告，又花了一个周的时间写评论。转眼已经是第三次英文写作了，速度和质量都有很明显的提升。写完我发给在英国读学位的王丽琴同学看看，她也说我的英文写作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
中间另一项准备工作就是办理签证。培养办和外事办的老师们为我准备了各种必须的证明材料，使我的签证非常顺利。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各位老师也为我出具了各种必要的材料。这里一并非常感谢他们的帮助。
还有一项准备工作我觉得自己做得很不充足，就是会前了解与会各位学者的情况，阅读其会议论文，了解评审专家研究近况。因为只有这个工作做得充分，才能在会议上和与会学者有深入的交流。另外，日内瓦有很多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当然就有很多各个领域的官员和学者，如果能够提前跟他们交流沟通的话，参会的时候可以择机进行访谈。这个问题应当在以后不断改进，也希望后来人能够吸取教训。
参会
写下“参会”这个标题的时候我已经坐在北京大学的图书馆里了。但是我相信日内瓦美丽的景色和精彩的会议进程仍然会清晰的印记在我的脑海里。
当飞机在日内瓦的上空开始降落时，我首先从舷窗看到刺破云层的阿尔卑斯山的山尖。随着飞机高度不断下降，可以远远看到阿尔卑斯像一群俊彩星驰的少女，有着挺拔而婀娜的身姿。低下头发现日内瓦湖像一弯落入阿尔卑斯山怀抱的月亮，又像一只跃出海面的海豚。湖边密密匝匝布满了城镇和穿梭其中的玉带般的公路。
日内瓦城中有许多一战、二战时期的古老欧式建筑。稍稍留意，你会发现昔日国联的总部、世界贸易组织、国际红十字会、医生无国界组织等等数不清的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就坐落在你的身旁。城中主干道上依旧通行着有轨电车，老远你就可以听到电车伴着悠扬的铃铛声缓缓驶来。整个城市处处显得优雅、静谧、古朴、包容，这些不仅体现在古典和现代交织的建筑上，也写在迎面走来的各种肤色人们的脸上。
会议从10月4日上午正式开始。首先由当天的会议主席布柯教授做一个题为《全球治理理念：重新思考米切尔・福柯》，接下来是与会学者的主题发言，一个发言人讲完了，会有一个评论，然后是自由讨论。会议的日程通常都是这样的。会议的大的主题是全球发展问题，分主题分别涉及全球治理，南亚的主权与民族主义，发展、民主与剥夺，国际关系与安全，经济与相互依存等。
值得高兴的是，会议在第二天的议程里邀请了前联合国副秘书长、现任联合国培训与研究署署长卡洛斯・罗伯斯做了题为《变化时代里的危机和机遇》的报告，主要谈了在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他尤其谈到了中国快速崛起给世界带来变化和给各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他认为此次世界金融危机与以往最大的不同是，它的复苏根本上需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振兴而不是发达国家。针对尼日利亚学者提出中非合作问题，他说，中国官方现在很清楚表明他们在非洲就是为了利益。中国确实从非洲获得了很多利益，但非洲也需要中国在非洲的存在。至于非洲在和中国的合作中，中国获益多，而非洲获益少，这不是中国责任，而是非洲自己的问题。对他的观点我表示大体赞同，但我同时也表示：中国在非洲的行为就是为了利益这句话不能理解为中国在非洲不是为友谊，只贪图经济利益。如果这样说的话，五、六十年代中国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对非洲进行大量的援助，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获得了多少经济利益呢？中国官方明确提出中国在非洲为了利益这句话的前提是为了辩明：中国不是为了在非洲建立霸权或者所谓新殖民体系，更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推销自己的民主价值观。
会议最后一天上午，主办方带领我们访问了世界著名非政府组织“医生无国界”（Doctors without Borders）。该组织高级研究员简・马克・比克特系统介绍该组织。他详细介绍了“医生无国界”组织创立的宗旨，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和人道主义事业做贡献，也谈了该组织目前面临的挑战和困境。他尤其强调了“医生无国界”组织在政治上的中立性，但他也为该组织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立场做了辩解。
发言
按照会议日程，我一共做了两次发言，一次是自己论文的报告，一次是评论他人报告。
我的报告就是我前面谈到的我博士论文的主要梗概。我介绍了我的主要研究问题是小布什时期美国军事战略改革。因为其主要执行者和推动者是时任国防部长的拉姆斯菲尔德，所以我选择这个人物作为研究其改革的切入点，并称其改革为拉姆斯菲尔德主义。拉姆斯菲尔德2001年二度出任美国国防部长，06年因为伊战陷入困境而被迫辞职。拉的辞职表明他推动的这一改革并没有完全成功，而告一段落。这为我们系统评价拉氏的改革提供了时段上的可能性。拉氏的改革与其自身经历有关系。例如他在越战中是飞行员，所以相对来说更重视技术特别是空军和远距离打击技术，忽视陆军的作用。他当过华尔街的CEO，所以对资金的作用很有体会，认为美国有钱什么都可以实现。但是拉氏的改革还是70年代兴起的新军事革命和90年代兴起的国防转型的延续，是新保守主义思想的体现，是反恐战争的需要等等。本文将主要从决策者的偏好和对决策有影响的人物之间的关系来分析人的思想在推动军事改革中的作用。谈到我的研究创新和贡献，我特别提出了，作为一名中国的民间学者研究美国的军事战略是非常有重要意义的。美国军方领导人经常抱怨中国懂美国军事的人太少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中国怎么会没有人懂美国军事呢？只是中国懂美国军事的人限于其工作环境和纪律要求不能对外公开交流。而一个中国民间学者就不存在这样问题。两国军事上互相了解，可以加深互信，防止误判，为两国乃至世界的和平做出贡献。当天的会议主席，美国国家安全专家比尔斯提克教授说他强烈认同这一点。随后，我又针对与会者和评论人提出的一些问题做了解答。
相比较我的主题报告而言，我的评论发言更加成功一些，会后引起反响也更加强烈。我为印度学者桑吉塔题为《恐怖主义与反恐战略：印、以、美三国比较研究》做评论。我认为该文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即从恐怖主义行为、人们的印象、决策三者间的关系来分析人们对恐怖主义的看法对反恐政策的影响。我赞成作者认为人的印象而非事实更能影响反恐决策的观点。所以我提出，反恐的关键是摧毁人们内心中的恐惧。这种恐惧不仅存在于普通民众的心中，也存在于决策者的心中，更存在于恐怖分子和有潜在可能成为恐怖分子人的心中。一个成功的反恐政策能减轻人们内心的恐惧感，而一个失败的反恐政策会增加人们内心的恐惧感。失败人群对社会和人类世界的挫败感和恐惧感是一些人走向极端的关键。因此增加发展中国国家的发展机遇和空间，促进世界秩序更加公平合理对于彻底解决恐怖主义威胁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根据作者的观点，由于人们内心对恐怖主义的恐惧通常大于现实，所以常常导致对恐怖主义过度反应的反恐政策。而过度反应的反恐政策其危害有可能大于恐怖主义本身。我引述了最近我在《华盛顿邮报》上看到的美国人自己写的一篇文章，文章的标题是《911后的9年，让我们停止帮助本拉登吧》。该文认为，911以后美国开始的反恐举动都是非常正确的，但是随后对恐怖主义的过度反应使美国陷入了911的泥潭，不仅成功帮助本拉登实现了其预期的目标―――把他树立成一个敌人，而且不断的实现本拉登原本没有指望的目标。我从我自己的研究领域美国军事战略的传统的角度进行分析，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在克劳塞维茨和约米尼的两种军事传统中摇摆不定，但受约米尼的影响更早，也更深。因此，美国长期有彻底歼灭敌人的思想。这种思想导致美国不会打旨在消耗敌人的有限战争。因此美国陆续在越南战争、朝鲜战争和反恐战争中失利。美国总是想把恐怖分子彻底全歼，但是这样反过来又可能制造出更多的恐怖分子。对恐怖分子采取蚕食、消耗、困厄的循序渐进的战略方针可能更为合理有效。
正是由于人的心理对于反恐战争有着重要意义，我提出，反恐一定要关注人的作用。在反恐战争决策中，要防止决策人自身的偏好特别是切身利益影响到反恐战争的决策。拉姆斯菲尔德的战略失败之处就在于他更多从自己对技术的偏好来制定战略，更多地替新保守主义集团实现其目标，想通过反恐来加强美国一极地位，所以这样的战略走向失败是必然的。在反恐战争过程中也要重视人的作用，武器装备只能摧毁目标，却无助于帮助反恐力量与所在国人民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而且过度的依赖杀伤性武器，会伤害更多的无辜的民众。反恐战略不仅应该重视本国人民的生命和尊严，同样应该重视涉恐国家人民的生命和尊严。一次虐囚事件的发生就抵消掉了所有反恐努力给当地人留下的正面印象。并且，反恐战争中士兵面临的心理压力比常规战争更大，因为他不知道敌人会在何时何地出没。因此关注反恐士兵的心理问题就非常重要。一旦心理出现问题，影响士气不说，很容易发生虐囚类似事件。在战后重建过程中人的作用就更突出了。不仅维持和平需要更多的军队，而且如何与当地人民和政治势力建立良好的关系，是战后重建的关键。伊拉克局势的发展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我的这番评论引起了场内热烈的掌声。我周围的学者凑过来跟我说，你的评论很精彩。随后由于我的评论又勾起了在场学者的辩论。这种辩论一直延续到我们去吃午饭的路上。尼日利亚学者跟我说，你评论得太好了，世界的游戏规则都是美国制定，根本不给发展中国家机会，这是产生本拉登的重要原因。吃饭的时候，我们的评论主席比尔斯提克教授跟我说：“上午你做了一个很好（nice）的评论。”
感受
几天的会议下来，有了一些突出的感受。
第一个突出的感受是中国崛起让世界感到的压力真是无处不在。很多话题，绕来绕去，避不开中国。谈世界面临的挑战，他们会说中国给世界发展带来很多问题，甚至威胁；谈世界面临的机遇，他们又会说中国的发展给世界创造了很多机会。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他们都感觉离不开中国。同时，他们又对中国来得太快，靠得太近，胃口太大感到不安和甚至有些忌恨和惧怕。开会那几天，恰逢温家宝总理在欧洲访问和出席欧亚会议。温总理在欧洲对华人华侨讲了一句话：“今天，中国确实强大了，讲话是有分量的，但是我们一定要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对于这句话，我这几天体会非常深刻。
第二个感受是世界的发展问题是彼此相连的，我们相隔并不遥远。我们参会的人员来自世界五大洲，做主题报告的青年学者来自亚非拉三大洲，我们研究的课题涉及移民、反恐、全球安全、民主建设、主权与地区冲突、民族主义、自然资源开发与社会群体的矛盾等等各个方面，但是我们每个国家的每个参会者都能在彼此的报告中找到自己感兴趣的点，这说明，发展问题对于全世界来说是一个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我们每个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世界整体的发展。可以说，我们虽然相距万里，但是在发展的问题上，我们相距并不遥远。
第三个感受是亲身到国外走走，和世界各地的朋友们交流能够对很多书本上的知识产生更深刻、更形象的理解。比如这几天的讨论中，巴基斯坦人、印度人和印控克什米尔人，他们三个方面四个人对很多问题的不同看法和立场让我切身体会到了他们之间的矛盾所在。一个简单的例子，克什米尔人不是我先前想象的那样偏僻、落后地方来的人，而是穿着很典雅，举止也很有风度。他们皮肤偏白，而印度本土人皮肤偏黑。这个克什米尔人告诉我，他们的祖先更多来自中亚和西亚。而印度南方的人更多来自东非或者东南亚。这种种族认同上的差异我想是他们有分离倾向的重要原因。他们三方在很多问题上的看法和争论，让我感觉，克什米尔人可能对印巴双方都不抱太大的信任。我想，这样的话中国以后是否可以在调停和斡旋巴以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四个感受是我感觉中国的学者尤其是青年学生迫切需要多找机会出去交流。我右边的津巴布韦学者他这次行程要去四个国家参加好几个国际会议。我左边的克什米尔学者也正在申请一些其他的国际会议。所以正如从丛老师反复告诉我们的那样，国际学术交流的机会非常多，关键中国的青年学者要有信心、有兴趣走出去。很多中国青年人不是不愿意出去，而是迫于语言的障碍。我这次去，开头跟他们交流还是有很大困难的。不仅印巴人的英语难懂，尼日利亚人自己也称呼自己的英语为“broken English”。但是两三天下来，基本交流就很通畅了。而且，在今天中国这样引人注目的日子里，外国人非常重视中国人的观点，每个问题他们都希望了解中国人的看法。
最后，我要再次感谢我的三位导师，南京大学历史系计秋枫教授、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历史系奥利弗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缉思教授。他们赐予我的种种机遇、教导和帮助共同促成了这次美好的日内瓦之行。我将在今后的学术道路上不断努力，把他们传授给我的思想发扬光大。我还要感谢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培养办提供了这次会议的信息，感谢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国际关系学院提供访学的机会。当然，更要感谢日内瓦高级国际问题与发展研究院，我相信你们为世界发展问题种下一棵棵青涩的树苗，总有一天会结出累累硕果。
2010年10月15日
于北京大学图书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