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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14日至4月13日，英国伦敦大学哥德史密斯学院社会学教授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中文名雷思泰）教授应邀访问南京大学高研院，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学术访问交流工作。来访期间，拉什教授做了四场主题为“新全球化、新理论”的系列演讲，访问了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哲学系、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等院系和研究机构，并与相关院系师生进行了座谈。
拉什教授是世界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文化研究专家，曾任教于英国兰开斯特大学，1998年至今在伦敦大学哥德史密斯学院（Gold－smith College）执教。他的研究领域包括社会学、现代哲学、文化研究、身份认同、现代化等，著作有《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终结》、《韦伯，理性和现代性》、《后现代主义社会学》、《现代性和身份》、《全球现代性》、《风险、环境和现代性》、《去传统化》、《时间与价值》、《另一种现代性，另一种理性》、《符号经济与空间经济》等。
在南大期间，拉什教授还接受了《中华读书报》记者陈菁霞的专访。斯科特・拉什谈到了他对中国当下发展和现状的看法，并分别对韦伯的“中国命题”与“多元现代性”问题、对现代性的反思、“新全球化”概念、“跨文化主义”以及对他对中国思想学术界发展变化的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第一次来中国的？您对中国的感受如何？
拉什教授：我2003年的时候第一次来中国。邀请我的不是学术界的教授，而是我的一个朋友雷姆・库哈斯，他是央视新大楼的设计师。早在2002年12月，他和他的太太在伦敦与我见面，当时他告诉我他非常高兴，因为他的设计方案赢得了竞标最终被央视采纳。并且他邀请我到中国，和别的设计师、建筑家参与上海世博会的建设设计。所以我到中国与上海市政府官员和同济大学的建筑家见面。
这是我第25次来中国。我自2003年1月第一次来，到现在每年都来中国3次。我觉得中国非常有意思。
记者：请问您对中国当下的发展和现状有什么感受和评价？
拉什教授：今年中国的消费增长势头非常强劲。以往可能徘徊于3%、2%，今年居然达到18%。因为中国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社会，有很多投资的可能性，国家也在大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比如上海、北京的地铁修建，高铁。我这次从武汉坐高铁到南京只要3个小时，非常不错！我两个月前在印度，印度也是发展很快，但是基础设施建设不多。因此我觉得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非常好。
我认为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很悠久的传统，不仅从1949建国后或者1978年改革开放后，我们甚至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的隋朝中国开凿大运河。这可以算得上中国的特色吧。
记者：您之前的研究主要以西方为主，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突然转向关注中国？
拉什教授：从2002年、03年，西方渐渐意识到中国的兴起。当然早在1979年中国就已经逐步快速发展了，但那个时候西方还没意识到。虽然我25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文化、经济的全球化，但在02年的时候，我认为全球化的中心是在中国，所以我开始学习中文。在对中国的了解过程中，我看到了与西方模式很大不同的“中国模式”。很幸运我的文化研究中心参与了“风险文化研究”课题，这使得我更加多的关注中国。
记者：很多中国学者认为，“韦伯命题”及韦伯的“中国命题”因其具有过分鲜明的西方特性而难以解释中国经验，因而提出了“多元现代性”的命题和“回到中国自身”的方法。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拉什教授：首先汪晖对我在这个问题的看法上启发很大，我们一起合作写过一些关于新现代性的书，我自己现在正在写一本书《全球化的兴起》，那本书不仅研究中国，也包括印度和非洲的新现代性，那将是对韦伯理论的一些改进。我想从当下几个新兴国家的文化中分析出不同的资本主义文化逻辑。100年前，韦伯针对当时的资本主义文化有很精准的分析。但是在100年后的今天，韦伯的理论就不一定正确了，因为世界时刻在变化着。我想做当代的韦伯。因为如果韦伯能活到今天，他一定会发现今天的世界和他的年代有着巨大的不同。
的确存在多种现代性。10到15年前，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但现在，随着印度和中国的发展，我意识到这个问题很有研究价值。关于什么是“新现代性”？这是一个很难定义的问题。很多西方学者认为，只有当公民社会制度化、人权和法制健全后，才能达到现代性。但我并不完全赞同。如果有人问我什么是现代？或者随便向英国的普通人提问什么是现代？他们肯定不会说现代是波兰，他们会说是上海。在英国有一档喜剧电视节目，里面有一个很贪睡的家伙，戴一副太阳镜，这个家伙每天做的事情就是将自己的股票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投资。这个节目是有象征性的，告诉观众如果你真的想“现代”，就到上海炒股吧。从中我们看到上海是一个超现代的地方，甚至印度的孟买也是这种情况。
我还觉得“现代”不仅仅是一个关于“财富”的问题，更是“多种可能性”，一种“能够做很多有意思事情”的感觉。你可以办杂志并获得很大成功，你可以设计非同寻常的建筑，你还可以举办各种前卫的艺术展览。所以“现代性”不仅是金钱，更是一种“惊人的开放性和可能性”。
现代性的另一面是关于自然和社会关系。的确，现代性的发展给自然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也造成了社会的发展不平衡，中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现在中国开始重视保护底层人们的利益，在这方面中国比印度和巴西做得好。当中国的“单位”体制渐渐消失的时候，需要有其他的体制来保护人们的利益，比如地区政府，城市和国家政府。
说到环境和污染，我觉得中国的天津和重庆污染比较严重，我过去以为中国人不在意这个问题，但后来发现他们其实是在意的。我去过扬州，那里很美，也去过湖南和武汉，这些城市都有美丽的河流环绕。这些美好的城市环境对中国人十分重要。现在中国经济发展非常迅速，以12%的高度在增长，但我觉得如果以7%或者8%的速度就已经很好了，因为我们可以把更多注意力转移到环境保护上。
记者：您如何评价儒家文化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拉什教授：说到中国儒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关系，我非常喜欢儒家文化。我认为儒家文化中有很多重要的方面，比如“家庭观”和“风险分摊”的概念。同时，儒家文化在当代也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存在一种长期的友情，或一种长期的工作关系。就像我在中国认识的一些艺术家、建筑家或者商人，当他们把一个项目做完时，他们的个人关系仍然会保持下去。这种关系的保持不仅仅针对中国人，也体现于他们和西方人打交道。我认为这些现象都是因为中国有儒家文化的背景，人们希望保持长久的关系。
同时，我们也需要“个人主义”或者说是“个性化”的理念去创造新事物，去做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我认为现在的中国，在艺术、建筑领域就非常具有创造性，并涌现出了大批世界很知名的认识。但在学术领域，“创新”的步伐有些缓慢。不过现在新一代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很优秀，在某些方面超过了他们的父辈。所以我的观点是儒家思想的“关系化”是一种很好的文化，但它不一定推动创新性的发展，所以还需要那么一点的“个性化”思想来激发创造力。
记者：您提出“新全球化”概念，这与以往的全球化有什么不同？
拉什教授：我的论点来源于学术界对“全球化”的讨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全球化成为了主流学界研究的一个焦点。但在那以前，也许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政界就开始了全球化的讨论。因为那个时候全世界出现了多元化“国家模式”，不仅在西方，也在东方，不仅是德国，也有印度。在中国，邓小平从80年代兴起了改革。同样在美国，里根也有一系列改革。这些都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和全球化模式的形成。所以，从那以后的15年来，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到2000年，也可以是2003直到2008，学界研究和讨论的全球化是这样一种传统的全球化概念。
而“新全球化”的产生，准确来说是在2008年全球经济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很多大银行纷纷倒闭，一些主权国家有债务危机，中国等新兴国家帮助受金融危机冲击的国家渡过难关，解决债务危机。所以“新全球化”是在中国、印度、巴西、中东和俄罗斯等国家的带动下产生的。这是与过去完全不一样的全球化模式。新全球化的产生部分原因是受资源需求的驱动，如石油、矿产。中国的快速发展使得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资源需求大国。接下来是中东、巴西和俄罗斯，他们对资源都有很大需求。资源的问题非常重要，可能会一直持续影响我们未来的50到60年。
同样资源问题也引发“新全球地缘政治”。比如，中国正在逐渐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全球政治参与者，美国不再是唯一在世界上掌控话语权的国家，很多重要的国际事务都需要中国的参与和中美两国共同的商讨。我对这一“新全球地缘政治”持乐观看法，因为这会给未来国际关系问题的解决带来积极影响，也会影响国际关系的未来走向。
记者：今天，不同文化交往越来越频繁，但文化间的冲突也越来越尖锐。您如何看待跨文化主义？
拉什教授：关于跨文化主义，在西方，当人们谈到文化、文明、冲突这些概念时，他们不会觉得这是针对中国，而认为这是针对穆斯林文明，这是我们认为的跨文化冲突。如今很多西方人到中国来，也有很多中国人走出国门，这不是文化冲突而是很好的文化交融。我发现到西方世界的中国人都非常时尚。像我有几个中国朋友，他们是《城市中国》杂志的撰稿人，现在住在伦敦，他们就非常时尚。他们现在打算去英国的北部利物浦看看后工业城市的发展状况。所以我们一起去逛当地的唐人街。你知道唐人街是120多年前由香港人、广东人所组成。但现在那里的中国人是“New Chinese”，很时尚的中国人，他们有很不一样的文化，他们与他们的父辈、祖辈形成鲜明对照。所以，就中国和西方的文化交流而言，不存在冲突。
记者：近十年来，中国除了在经济上取得迅猛的发展，文化和思想领域也遭遇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您对此是如何看待的？
拉什教授：对于当下中国的迅猛发展，我的一个感受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优秀中国年轻人到外国念书。他们会在国内用几年时间学习英语，具备很好的语言能力，我觉得这是一种“国际化”现象。然后中国并没有在完全的西方化，也存在很多本土化的东西。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随着近年来中国的消费增长迅猛，我发现有很多中国的品牌，这些品牌和西方品牌很相像，印着英文名字和英文商标，但是比西方品牌商品便宜30%到40%。这些中国品牌多来自上海和浙江的私有企业。
再比如在电影制作上，姜文的《让子弹飞》非常火也很好看，讲的虽然是一个中国背景的故事，但你能在其中发现有西方故事和西方世界的原型，这也很有意思。这同样是一种国际化和文化的意识形态。
但在文化方面，我觉得中国不仅有“西方化”的一面，更保留了很多中国文化元素。比如中国的知名艺术家杨福东，他的作品有很多来自中国传统文化资源。所以我想总结的是，一方面，中国随着消费和经济的大发展，有很多西方化和国际化元素，另一方面，很多艺术家、建筑家更致力于在本土文化的土壤中创作。
对了，我想起很多年前，我和我的太太、女儿去西安。女儿那时候还小，大概6、7岁的样子，金发碧眼的。很多人都很好奇，看到这样的金发碧眼外国小女孩儿，然后纷纷拍照。那个时候中国开放程度不高，所以看见外国人总很新奇。但现在不一样了，中国人很多都很时尚，他们用着最潮流的电子产品，苹果电脑，IPAD等。这不仅仅是消费现象，更是文化现象。这说明中国人的国际化和自信水平在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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