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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农历的辛卯年，离那个发生过一场并不波澜壮阔的辛亥年的资产阶级革命整整一百年了，但谁又知道这一场革命虽不起眼，却又和中国的“现代化”、“民主”“科学”、“自由”等观念的关键词联系在一起呢？没有它，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不会如此快产生；没有它，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失去孕育的土壤；没有它，人们就不可能清晰地划分封建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界限。然而，我们这一代，以及我们的下一代，对它的认知却始终处于模糊与误读的状态。倘若询问国人何为辛亥革命？大约很多人都会陷入茫然无知，或一知半解之中。
显然，在民族历史的记忆中还存在着一个明显的断层：许多人对属于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的评价仍抱有天然的恐惧和排拒心理；还有许多人因为史料知识的缺乏和长时期政治宣传的扭曲，对它产生了疑惑和眩惑；也有些人对这段历史根本就不以为然，认为那是一场没有什么意义的革命。无论是历史的怀疑主义，还是历史的虚无主义，都会给我们这个国家与民族的现在和未来历史走向产生误读和空洞的价值理念。鉴于此，我们站在100年后的今天来回眸恍如昨日的革命，以及这场革命所带来的深远影响，是应该可以说出一些能够普及人心的常识性价值理念来，以正视听的。
无论是台湾学者的国民党“正统论”，还是大陆某些学者所秉持的“是一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论调，其背后所显现出来的均为政治标准第一、历史为我所用的史学观。而新近冒出的“后革命时代”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就令人匪夷所思了。无疑，党化的研究对“革命叙述”的放大和夸张，从根本上歪曲了辛亥革命的真正意义，从逻辑上讲，用一种新的逆反式的思维来解构党化的史学观，似乎是开辟一种研究的新思路，然而，难道为了打破“革命进步，立宪落后”的二元对立的历史叙述范式，就可以不顾这场革命的根本性质，而加以彻底的否定吗？
我在今年发表的文学史论文当中明确地表述了这样的观点：辛亥革命最大的功绩就在于推翻了帝制，在中国历史上划出了一条红线，即告别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走向了现代民主的资本主义社会（虽然，百年的九曲折回甚有说法，但是毕竟是个社会转型的分水岭）。无论是从其革命的宗旨和事后所颁布的大法来看，试图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愿景和远景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倘若忽视了这个前提，其历史研究的终极目的就要受到质疑。用孙中山事后总结的话来说就是：“此役所得之结果，一为荡涤二百六十余年之耻辱，使国内诸民族一切平等，无复轧铄凌制之象。二为�除四千余年君主专制之迹。使民主政治与此开始。”革命的动机是明确的，它试图在中国，也是在亚洲建立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彻底铲除封建帝制。而史学界的理论新锐却可以置这一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而不顾，为封建王朝的所谓形式主义的“立宪”招魂，却也是走进了另一个历史研究的空洞之中。
我倒是赞成另一些学者的严谨学风和态度：“对辛亥革命的根本否定，近年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认为这场革命打断了清王朝宪政计划的安排实施。遗憾的是，这种观点立足于历史学最不能容忍的假设：以为假以时日，清王朝会俯顺舆情，逐步有秩序地推行宪政，使中国走上民主独立富强之路。”且不说清王朝“仿行宪政”的作秀行为动机是什么，就其能力而言，它能够实行宪政吗？它能够自焚一个封建王朝，进行凤凰涅�式的再生何必蜕变吗？若想要求封建王朝交出王权，岂不是与虎谋皮？！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专制政府，尤其是封建主义的王权，是绝不可能自行放弃他们的政权的。
如果立宪可行的话，戊戌变法也不至于彻底失败，因为历史没有给改良主义机会，它只能导致流血的革命，虽然辛亥革命没有法国大革命那样轰轰烈烈，却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最关键的历史节点。正如罗福惠和孙跃两位学者引述了梁启超对辛亥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在清王朝本身的论点后所概括的那样：“革命派从一开始就认准了清王朝不可能真心立宪，故基本没有也不可能介入此事。而清王朝的立宪，也始终是在不可逆转的错误路径上作惯性运行。如果一定要说辛亥革命打断了中国首次宪政试行的进程，那么何不继续追问，是谁‘制造’了越来越大的革命力量呢？显然梁启超在百年前的此刻已经作了准确的回答。”在那个时间的节点上，辛亥革命的发生是“历史的必然”，而非“历史的偶然”。
我也不赞成流血式的暴力革命，但是在巨大的恶的封建势力面前，非暴力革命不能推动历史前进的话，其有限的暴力是一种无可选择的选择。当然，这和“破字当头，立也在其中”的嗜阶级斗争如醉如痴的革命论断是有本质区别的―――人性才是衡量它们的试金石，而辛亥革命因为过分的人性化，才使得反革命不断地复辟，所以鲁迅先生才痛心疾首地批判之。其次，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之根本目的，和那种农民起义式的盲目革命，最终还是回到封建王朝的历史循环中是有本质区别的，因为它最高的目的就在于将大写的“人”放置在国家和民族的高位上。
至于辛亥革命后的国家分裂、军阀割据的现象，的确是辛亥革命需要反思的地方―――辛亥革命后，没有一个能够足以支撑民主国家体制的力量存在，也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组织能够担当起这样的大任，所以，才寄希望于那些清王朝的旧部和遗老能够为民主国体担当重任。因此，才会出现鲁迅笔下描写的种种“风波”，才会出现五四先驱者们对辛亥革命的严厉批判和对其不彻底性的鞭挞。恰恰相反的是，五四革命的先驱者们批判的焦点正是辛亥革命的软弱，正因为它是太不“激进”、太人性化、太温良恭俭让的革命，才导致了不断的“复辟”。
我们并不否认维新派的改良主义，他们也以悲壮的形式完成了历史赋予他们的失败，北京菜市口的行刑证明了立宪理想的破灭。唯有革命，才能触动中国封建体制的毫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辛亥革命也只不过是一次革命理想主义的一次并不完善的革命，其目的是清楚的，但是结果是不够理想的。然而，今天的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却告诉我们另一个结论：“既往的辛亥研究论著，注重从革命党人的叙述视角，构建有关辛亥记忆的历史谱系。与之相对应者，革命的对象清王朝和革命中有重要贡献的立宪党人，则囿于革命‘神圣’，改良‘反动’的‘非是即非’论评标准，被打入另册，很大程度上，为革命陪衬。”必须承认，中国大陆和台港的辛亥革命研究专家们在1950年代至1980年代均是从两个不同的政治极端来解释这场革命，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了党化的政治色彩。那么，到了1990年代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中国大陆学者逐渐风行和接受的恰恰却是倾向于改良主义的社会渐变观念，“告别革命”的思潮是占据学界的主潮。由此看来，宪政理想成为许多新知识分子的思想追求，这并非坏事，但是过分地强调和夸大其在中国社会的实用功能，或许也是一条难以走得通的路径。而将这种理念强加到辛亥革命的历史过程中去，硬要得出一个什么革命和立宪合二为一的论点，那就令人啼笑皆非了。
我非史学界中人，虽然读过一些辛亥革命的史料，但是毕竟不是行家，但是，针对一些学者的创新理论脱离史实，迎合某种时尚，违反常识的现象，我为史学界再一次搅乱辛亥革命历史记忆的行为感到一丝悲哀，犹如今天有人再一次搅乱人们对“文革”的历史记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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