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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5日，戈平同志仙逝。我是他的学生，也曾在他领导下临时工作过一段时间。如今故人去远，弦歌声歇，我不能再聆听他的教诲，只能在他告别仪式上，仰望他的遗容，奉上心香一瓣。对这位尊敬的老师与前辈，我有很多很多的话要说。悲痛之中，只能回忆一些旧事，以资记念。
1954年，戈平同志为我们中文系、外文系学生讲授“中国革命史”，这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系统地学习我们党的历史。戈平同志备课极其认真，每次讲课前都要和王荣先、陈百豪、陈毓琴三位助手讨论，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及同学的反应。他讲课很有条理，紧扣主题，逻辑性强，深入浅出，深受同学欢迎。我是调干生，班上同学选我当这门课的课代表。因此，我有较多的机会接触戈平老师，有时也请他到我们班上进行辅导答疑。2002年，在我与沈学善同志主编的《历史的足迹―――南京大学离休老同志回忆录》一书，我们约戈平同志写一篇教书育人的回忆录。我说如果您不写，我要为您代劳，他说他自己执笔。结果他送来的一篇稿子，是回忆孙叔平副校长当年讲哲学课的动人情景。鉴于孙叔平老师的生平已由他女儿孙亦平教授所写，我就跟戈平老师说，凡健在的人都要写自己或与自己有关的人和事。他回答说：我有什么好写的，你就将我的稿子并入孙亦平的文中。我只好照办。他对自己的教学科研只字不提，但逢人便说，孙副校长的讲课质量永远是他学不完的。戈平同志这种谦虚、做人、做学问的态度，其实是他一贯的作风。后来在我们一再催促下，他才简单地写了一篇在解放战争初期赴山东根据地的回忆。
我这一生要感激戈平同志的另一件事：那是上世纪中国“大跃进”期间，我校体育室也要求所有学生都要“劳卫制”（即十项体育全能）达标，1958-1959年还展开各系之间的比赛，为争夺全校冠军，我所在的外文系与物理系进行最终拼搏。为了夺冠，我们多半在夜间进行测试，很多调干生考双杠都是由众人连捧带拖地翻了一个筋斗，100米赛跑尚未到终点就揿及格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所以在党的组织会上，我这口无遮拦的人强烈地批评这种弄虚作假的行为，结果外文系党总支选择了三个党员干部（陈惠玉、廖镇、张怀亮）作典型“帮助”，说我们对“大跃进”、对党的路线有抵触情绪。大小会批斗了几次。一次在西南大楼教室正准备开会，戈平同志派车济炎、葛林等四人来，并当场宣布，立即停止对我三人的批斗，说我们只讲了些错话，不能无限上纲上线。从此我们三人得到解放，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也可能会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那也不知发配何处，个人历史将要彻底改写。每每想起此事，也深深感激戈平同志那种维护党的政策，实事求是的精神。由此也使我联想到1960年新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时，由胡畏抓总，下设办公室：有秦浩、刘运先、钱伯渊和我等数十人参加。当时担任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的戈平同志也常常来办公室听取相关的汇报。为接受1951年三反中很多“假老虎”（无贪污行为而被打成贪污犯）的教训，戈平同志常常讲，对人的处理要秉持“治病救人”，要慎之又慎。为了查清后勤某同志贪污几百元，我们先后花了几个月时间，四次赴奔牛、常州、江阴、无锡等地，终于查清事实，当事人也心服口服。所以我校“新三反”所查的经济案件中没有一个搞错，经得起历史检验。
上世纪六十年代、文革发生的前几年，为了备战，上级决定我校在湖南省常德市的三线建立南京大学分校，由戈平同志全面负责筹建工作，学校仍是部属，行政领导与省级平行。党的关系属常德市委临时代管。学校前教务长欧阳容百、前基建处负责人王锡根都在戈平领导下工作。他们曾告诉我，说戈平同志某次得知常德市委宣传部某部长上党课，于是他率领分校全体支部书记以上干部前往听讲。这下可让这位部长吃惊不小，他亲自到门口去迎接戈平，连声说：不敢不敢，怎么有劳你们南大同志来。戈说：这是组织原则，按党章办事，再说，你们也是我们的父母官，往后请多多指导我们的工作。部长听后也很感动。其实这也是戈平同志的一贯作风，他时时处处都能处理好上下级、外地与本地干部之间的关系，所以他每次来往于南京―――常德之间都要跟常德市委报告。市委同志也说：我们很少见到这样谦虚待人的干部。
戈平同志走了，给亲人朋友带来巨大悲痛，往事像影视镜头一个个扑面而来：他勤奋好学，善于思考。他有很高的政治修养和理论水平。他公道正派，平等待人。他生活简朴，清正廉洁，一生正气，光明磊落，……我们深深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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