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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平同志走了，他走得那么平静、安祥。我多么想再亲热地唤一声戈平同志，可是他再也听不到了。我是戈平同志的学生和老部下，听到这一噩耗，怎能不潸然泪下，许多的往事浮现在眼前。
师生之情
1953年我入学后，就聆听戈平同志讲授的“中国革命史”。每周3学时，在东大楼100多人的阶梯教室中讲授，那时戈平同志还不满30岁，但是他讲课是那么淡定从容，条理清晰，内容丰富，娓娓道来引人入胜。我们这些喜欢背后议论老师的学生也不能不信服，觉得戈平同志那么年轻能微言大义，很不简单。后来自己当了教师后才真正体会到讲课的不易，能使学生爱听你的讲课更是不易。戈平同志把讲台视为战场一样一丝不苟，精心推敲每堂课的重点、难点、深入浅出，所以他的讲课深受学生的欢迎，100多人的大课，大家总是静心聆听、秩序井然。
难忘除夕夜
1958年我被调至党委宣传部工作，那时戈平同志是党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仅我一个干事，正逢“大跃进”，宣传部成了“不管部”，什么事都有份，我才工作什么也不懂，部长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有事没事就往戈平同志办公室里跑，起初我总唤他戈书记或戈部长，他严肃地对我说：“我们都是党员，不要以官职相称，应以同志相称。”经他几次叮嘱，我也就唤他戈平同志，这一称呼一直延续下来，成了习惯。这件事虽小，但反应那时党内上下级关系比较正常，那时当个处长，绝无人唤“处座”的。那年春节我没回家，戈平同志就邀我到他家中去过除夕夜，戈平同志的夫人方培真同志十分热情地接待我，亲如家人。一再嘱咐：“不要拘束。”我和她一起包饺子，虽然都是上海人，他们全家也习惯过年吃饺子，还问我是否习惯？边包饺子边向我讲述当年他们打游击的艰苦情况等等。使我受到了一次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我第一次在领导家里过年，而且是那么随便、亲切、毫无拘束之感，如同在家过年一样。我临走时还说了一句：戈平同志我没带任何礼品来，感到很不好意思。他立即诙谐地说：“你若带礼物来，我就不留你吃饺子了！”1981年我陪美国的一位学者访问山东大学，事前并未先告诉戈平同志，戈平同志当天就邀我到他家去叙叙，不知是有意还是巧合，那天又是吃饺子，我高兴地对戈平和培真同志说：“我又到你家过年了，20多年前的那顿年夜饭我终生难忘呵！”戈平同志说：“谁让你事前不告诉我，只好随便吃点饺子吧！”我环顾了他的住房，还是那么简单、朴素。
谆谆教诲
我在戈平同志领导下工作了10多年，那时我初踏上工作岗位，年轻气盛、锋芒毕露，讲话比较随便，与相邻部门的关系总是处得不十分融洽。戈平同志对我既爱又严，常常耐心地帮我分析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甚至在支部会上公开批评我，并说：要把我身上的棱角磨掉。那些年戈平同志为教育我，确实让他花了不少的心血。他不时地叮嘱我要加强学习，常说：宣传工作涉及面宽，不仅要加强理论学习，文学、艺术、历史……都得学，要让自己成为个杂家，没有广博的知识是做不好工作的。有一次他看见我在打桥牌，他看了一会儿，过一天对我说：打桥牌我不反对，郭校长也爱打桥牌，但不能迷恋。主要精力还是要放在学习上，要向郭校长学习，他工作之余的时间都在钻研学问，手不释卷。戈平同志不仅如此说，而且一有机会就想方设法让我去学习。南京军区为师以上干部举办军史学习班，由郭化若将军主讲，这样的学习班是一票难求。戈平同志不知从那里获得一票，他就把票给了我，让我去旁听，每次听课回来还要检查我的笔记。同时他要求我多思考、多写点文章，我的写作能力就是在戈平同志直接教育下慢慢练就的。工作上放手让我独立工作，训练我的组织工作能力。我就是在戈平同志的直接教育培养下慢慢地成长起来的。在当时党委中，戈平同志是党委的主要笔杆子之一，很多重要文件都是由他起草，由郭影秋校长定稿，如党代会的工作报告，经常委集体讨论定下原则意见就由戈平同志执笔起草，郭校长审定。“南京大学校刊”的不少社论等都是戈平同志亲自撰写的。戈平同志既要负责党委的宣传工作还兼任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担子实在不轻，没日没夜地工作、学习、写文章。就连星期六、星期日也一样。党委加班是自觉的，根本不知道有“加班费”这个词。日常办公用品是公私分明，公家的信纸都不敢私用一张，信封是报纸糊的，或是旧信封反过来再用已成为工作人员的习惯，而这种廉洁作风来自于领导的以身作则，戈平同志就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的。
山东归来
“文化大革命”中戈平同志也受到了冲击，许多不实之词的污水泼到了他头上，他忍着不作任何辩解。灵山劳动时戈平同志和原政治部的同志吃住在一起，同学习、同劳动，和大家相处那么融洽。1979年他被调到山东大学任副书记主持工作，在山东大学戈平同志有很好的口碑。我同班同学在山大历史系任教，考古专业的同行们也常和我聊起戈平同志曾和他们一起下考古工地，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中的困难。作为党委的一把手，能亲自到考古工地，在全国高校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戈平同志离休后希望能回南方生活，组织上同意了他的要求，委托南京大学代管。戈平同志回到南京后，我们几个老部下为他接风，我们知道他的脾气，首先告诉他是自费请他吃饭，他笑着说：这就好，可以无拘无束了。多年不见他仍是那么和蔼可亲。席间问得最多的是我们的工作情况，不时提醒我们要加强学习，还谆谆嘱咐我们要远离社会上的不良习气，做一个经得住考验的共产党员。1988年锁金村公寓落成，他全家迁入新居，戈平同志极为兴奋，咏诗一首：“钟山之西玄湖东，江南又是正春风。纵然花尽叶落时，不时仍续少年梦。”这首诗与其说是他对迁入新居的欣喜，更是表达了他对南京大学的深厚感情，念念不忘能在郭影秋同志领导下工作时那种和谐向上的氛围。戈平同志在新居中仍然关心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和南京大学的发展，他总是以建设性的意见表达对学校的关心。
高风亮节
今年五月我和袁相碗、杜闻贞、欧阳容百去拜访戈平同志，那时他病情已较严重，吸着氧气不能说话，只能笔谈，我带去两部新作《中国文物地图集・江苏分册》和《江苏历代名人录・教育卷》（与袁相碗共同主编）。他很高兴，在纸上写了“继续努力”四字，以此勉励我们。临别时，他一定要我们和他合影，这张照片成为了我们和他最后的留念。
建党九十周年前夕，他把毕生的积蓄20万元作为特殊党费上交党组织，以此庆祝党的生日。还给南大党委写信，信中说：“我一生平常，没立过什么功，对党的事业贡献太少，非常惭愧！”戈平同志，您18岁就放弃了富裕的生活，毅然参加革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历尽艰辛，九死一生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贡献。晚年你还念念不忘您的领导朱克靖同志，要我设法找到一张朱克靖同志的照片，以此怀念那段艰苦的岁月。正如您所说：“表达对敬爱的党和革命先烈的敬意！”您说对“对党的事业贡献太少”让我们这些在您一手培养、教育下成长的人，真是无地自容呵！您在南京大学二十多年的工作是有目共睹的，我校所以有今天，与您们老一辈领导带领全校师生员工艰苦奋斗所奠定的基础是密不可分的，南大人是不会忘记您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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