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秉文，一位高明的大学教育家、高超的大学管理家、高妙的大学经营家。
――作者题记
一、郭秉文：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先驱
郭秉文（1880－1969）是民国最为著名的教育家之一。1906年郭秉文赴美留学――这比第一批“庚款留美”生早了3年，进入俄亥俄州的乌斯特学院（College of Wooster）主修理科。1911年在乌斯特学院获得理学士学位后，即去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时译教育科）深造。仅用一年时间，就获得了硕士学位。接着，他又继续研究教育史，两年后，即1914年，以《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The Chinese System of Public Education）的论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成为我们已知的中国最早的教育学博士。次年，哥大师范学院出版了郭秉文博士学位论文的英文版，其导师孟禄（时译作门罗）为之作序。191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文版，黄炎培为之作序。需要说明的是，郭秉文中文版的博士学位论文――封面署名“江浦郭秉文著”――却并非出自他“手笔”，而是由周�“译述”的。在中国教育史学史上，《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被公认为是“中国第一本中国教育制度史著作”。不足十万字的《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叙述了中国自远古至中华民国二年（1913年）间教育制度的发展沿革，“是一部中国教育制度简史，也是中国第一部具有通史性质的教育制度史”，而且有中英文两个版本印行于世。尤为难得的是，郭秉文在《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中首次从“公共教育制度”、“人民教育”的全新视角，使用专业的研究方法和西方的“话语体系”，系统地梳理了中国上古以降列朝教育制度的沿革，重点考察了清末民初新教育制度的设立和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思考了诸如“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教育法”、“学校组织”、“教育制度中之财政问题”等“现今国民教育的重要问题”。因此，有人认为郭秉文的“这篇论文也奠定了其教育思想的基石”。
1914年郭秉文回国，以教务主任的身份参与筹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8年春代理南高校长，次年秋正式出任南高校长。1920年，郭秉文决心按照美国模式，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基础上创建综合性的大学，并由此引起了中国的高等师范学校究进一步发展的路径选择的“南北之争”――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陈宝泉等学者于1919年向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提出《设置师范大学案》，主张高师升格为“师范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郭秉文反对高等师范的单独存在，主张将高师改建为“综合性大学”并在大学之内设立师范学院。这就是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广为人知的“高师改大”之争。二十年代的“高师改大”运动也由此而起。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不久即“改建”为国立东南大学。
国立东南大学于1921年9月正式成立，郭秉文出任校长直至1925年。因郭秉文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并且又在后来完全按自己的理念来打造这所大学而被日本著名教育家阿部洋誉为“东南大学之父”。“改大”后仅办了三五年的东南大学就让世人看到了它所取得的骄人业绩，中国教育近代化研究的领军人物田正平教授就曾对笔者说道：“东大的锋头直逼北大。”
在培养目标上，学校突破了“师资”的局限，明确提出东大要培养“对国家负责任的公民”。具体而言，就是要造就具备“钟山之崇高、玄武之深静、大江之雄毅”这样一种“国士”人格魅力的“具有坚强之体魄、充实之精神，而于道德、学术、才识三者又有适当之培养”的学生。
在学科设置上，郭秉文主张“学”、“术”并重。他认为“学术”是由“学”科和“术”科组成的。学，是学理，术，是应用；学，是基本；术，是枝干；学科，包括文、理、法等，术科，包括农、工、商等。大学只有学术并举，才能根深叶茂。这与同时期治理北京大学的蔡元培的主张与做法，具有明显的思想分野。蔡元培认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所谓“学问”就是学术中的“学”。事实上，蔡元培主导的北大模式在当时占据着主流。东南大学教授茅以升的对此评说就既显示了几分自豪又有些许孤独：“本大学学制，以农、工、商与文、理、教育并重，寓意深远。此种组合为国内所仅见，亦即本大学精神所在也。”
在办学宗旨上，强调面向实际，服务社会。这是东大的一大特点，堪称是郭秉文“平衡”的办学方针与治校理念的重要部分。对此，本文将在下面详细阐述。
在管理模式上，实行校董决策，民主管理。校内设立评议会、教授会、行政委员会，分别负责议事、教学和行政事宜。校董会和校内“三会”相结合组成的管理体制，比较充分地体现了民主治校的精神，确保了教育独立和学术自由。
美国著名教育家孟禄在考察了中国各主要大学之后，称赞东南大学为“中国政府设立的第一所有希望的现代高等学府”。
二、学术与事功平衡，可以是“第五个平衡”吗？
20世纪60年代，南高校友、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创始人张其昀赴美拜访当年的校长郭秉文。郭秉文“畅谈五十年前他的办学方针，归纳为一个平字”，认为《大学》里修齐治平的“平”字，“乃是治学治事最好的座右铭”。而办理大学,他认为应该力求达到四个“平衡”，即“通才与专才的平衡，人文与科学的平衡，师资与设备的平衡，国内与国际的平衡”。四个平衡，是郭秉文办学理念的高度概括。
对于郭秉文“四个平衡”的办学方针，台湾与大陆已有比较透彻的研究。它是在郭秉文卸任数十年以后归纳总结出来的。这种归纳――尽管是对自己的思想沉淀了半个世纪以后的提炼与归纳――是否涵盖了郭秉文最主要的教育思想呢？还有无其他与“四个平衡”等量齐观的其他平衡呢？
笔者对郭秉文和那段历史研究有年，尝试利用“从后思索法”的研究方法与思考路径，回望郭秉文治校十年的历程，追溯其办学理念的脉络，透视南高东大骄人的业绩，研读郭子（黄炎培在《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序言中如是称呼郭秉文）身前身后的文献，深感有第五个平衡跃然纸上，那就是学术与事功的平衡。
所谓学术，是指较为专门、有系统的学问；事功，是指事业和功绩。需要认识到的是，这里“平衡”的主体是大学，而且，这种“平衡”不啻是物理学意义上的一种存在状态，而非半斤八两式的完全对等。“学术与事功平衡”，简言之就是“学”与“用”的平衡，大抵可以用“学以致用、学用一致、用其所学”12个字来概括，这既可从教育目的、教育价值、教育功能等理论维度上来解读，也能从诸如“为何学习驾驶、学会驾驶就要开、驾驶中要用上所学”此类现实问题中去体味。
（一）学以致用：“教育之本旨安在？”“教育必裨实用”
民国初年，中国的高等教育可以说还处在“前象牙塔”时代，大学对于“服务”和“应用”的意义与作用还没有清醒的认识，更遑论予以主动的应对。郭秉文就多次直陈国内教育的弊病，指出其“成绩甚少，进步甚迟”的症结就在于“不切于实用”。而“教育不切于实用，则凡教授（即教学――笔者注）、训练、管理等，必不能深合于社会之需要”。虽时过百年，而郭秉文发聋振聩的质问仍犹在耳：“学生之抛弃社会而求学于学校，毕业后既不能为农，又不能为工商，教育之本旨安在哉？”
教育的本旨究竟是什么？那就是“注重实用教育”和“教育必裨实用”。郭秉文呼吁：“教育必裨实用，他国所风行而收收功之实际教育，当加意提倡之。”何以才能使教授、训练、管理等深合于社会之需要，才能使教育有益于实用？郭秉文开出了两剂药方，就是“发达学子身心”和“注意于学子职业之选择，而予以正确之引导”，以“养成思想”和“应用能力”，“使学者能思想以探智识之本源，能应用以求智识之归宿”。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郭秉文极具眼光地提出了要从“职业引导”――即今日就业指导――切入的重要命题和独到见地。郭秉文告诉世人的新鲜思想是：“在世界文明各国中，凡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教堂、学校以及各种社会等，皆视职业引导为其分内之事。”在考察和研究英美教育之后，他更是得出了“教育日趋于实用”的结论。若不引以为戒，有力应对，中国很快就会面临“高等游民”浪潮的冲击，“教育为世诟病，学生被人唾弃”。所以，郭秉文提出学校要成立“专司学生职业引导之事”的“职业引导会”并由“富于职业之知识经验者”充任引导员。他对此充满了期待：“一校行之有效，则推及于全国，我国教育之前途，庶几有为！”
（二）学用一致：设科依据适应需要，研究重视社会推广
郭秉文主张“以适应社会需要，为设科主旨”。由于社会需要随时变化，因此东大所设系科也因之而异。例如，鉴于社会体育不振，而任教者又多不明体育原理，而设体育专修科；鉴于人民生产力薄弱，而一般学子又缺乏知识技能，因而提倡职业教育；近代因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哲学之进步，教育学已成一种专门学科，“不造就此种专门人才，不足以促教育之进步”，遂增设教育专修科，等等。
东南大学不仅十分重视科学研究，硕果累累，独步海内，而且各系科皆格外重视科学的普及与推广事业。例如，参与《新学制》的制定和《新教育》的创办；以中国科学社为大本营，组织各种专门学会，开展科学研究，进行科学传播；创办《学衡》，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首创“暑期学校”，提高从业教师的素质与水平，并使他们获得“亲知”（指自身的教育实践，是根本）和“闻知”（指他处学得的知识，是接枝）的根枝相接。而农科、商科的推广事业更可以说是功在当时，利在千秋。
（三）用其所学：传奇后半生是对“学术与事功平衡”的生动诠释
1925年，“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先驱”郭秉文突遭北洋政府免职，倡言“学者不党”的学者却成了政治斗争的祭品，就此结束了教育生涯。但他先进宏富的教育思想和绚烂多彩的办学实践，却成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一份丰富遗产，留给后人许多启迪。
郭秉文先生一生事功，除开创南高师与东南大学外，尤复为促进中美文化合作的先锋，从事我国国民外交的健将。1931年，郭秉文由美归国，出任工商部国际贸易局局长。抗战爆发后，他奉派驻英，以财政部次长兼任中英贸易协会主任，时人赞誉他“争取友邦舆力，以纾国用之困，堪称外交、金融战中的第一线尖兵”。抗战以后，他代表中国出席善后救济预备会议与世界粮农会议，被推为“联合国救济总署署长兼秘书长”。他举重若轻，卓越的政治才华，也不在其教育外交能力之下。
三、引领社会发展：学术与事功平衡的升华
大学，不仅要适应社会的需要，利用自身的学术资源为社会服务，将自己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利用自己的发明创造为社会增添财富，而且还要为预判和引领社会的发展，为改良社会，为提升社会的文明程度等，做出应有的努力和贡献。这既可以看作是学术与事功平衡的题中应有之意，更可以看作是学术与事功平衡的升华。可以说，这种引领，具有与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量齐观的作用，堪称是高等教育的第四功能。
（一）“大学对于附近社会之风俗负改良之责任”
“大学对于附近社会之风俗负改良之责任”,是郭秉文提出来的。这反映了一位大学校长的角色自豪感、时代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要想真切、透彻地理解郭秉文的这一先进思想，就必须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梳理清楚。
1918年秋，南高代理校长郭秉文撰写了《关于本校情况报告书》，其中之一是《教育概况》。教育概况，“分训育、智育、体育三项”，即德、智、体。
按照郭秉文的解释，训育，取训练与管理兼重之义。训练注意启发，使学生知其所以然；管理注意实践，使学生行其所当然。二者交相为用，以致达到知行合一。换言之，对学生的训育是双管齐下，既反对“懵懵懂懂地任意去做”，也反对“茫茫荡荡地悬空去思索”，旨在使学生学用结合，言行一致。他还为训育提出了一整套的标准、方法、程序和实施途径。
标准，以养成对于国家负责任的国民为理想中的人格。“此人格要素，必具有坚强之体魄，充实之精神，而于道德、学术、才识三者又有适当之培养。盖必如此，然后对于应负之责任能知能行，而人亦能心愿以责任付之也。”
方法，惟有启发学生的自动精神，才能使他们向着所定的标准不断地前进，即依据“利用天性、触发感觉、引起兴味、应用暗示、选择思想、养成习惯”的原则来进行。
程序，先由自己，而后他人；次由学校，而后社会。总之，以成己为始，以成物为终：“对自己之品性行为负修养之责任”；“对于同学之品性行为负规劝之责任”；“对于本校校风负巩固发扬之责任”；“对于本校附属学校之训育负协助之责任”；“对于本校附近社会之风俗负改良之责任”。
实施，途径有二：一是修养，二是服务。修养方面，重视躬行与省察；服务方面，重视实践与研究。校内凡与学生有关的各方面，均制定有《服务生职务规程》，由在学校各处所“实习”的“服务生”分期轮流服务，必要时还会召开服务生会议进行研究。每日由学监检查，并进行记载。在修养、服务两方面，无论个人或团体，均以说服和鼓励为主，直到完成为止。
联想到前文郭秉文所说的“一校行之有效，则推及于全国，我国教育之前途，庶几有为！”这句话，如果大学都能“对于附近社会之风俗负改良之责任”，则高等教育对于社会之引领便会蔚成风气。
（二）“与国民进步最有关系者，乃教育也”
“与国民进步最有关系者，乃教育也。”是郭秉文在《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中提出的重要命题。他认为，“教育之改良为一轴纽，牵动各种事业皆随之而变新”，“教育造成人才，为国家之栋梁，措国家于磐石”，与社会进步的关系最为密切。可见，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对于社会的引领作用――不管是进步还是后退――都是客观存在着的。而大学的开放性、进步性、宽容性则决定了它自然会给社会以“革新”的引领。
（三）大学素得风气之先，易于吸收外来先进文化之精髓
大学的一个作用是追求真理。而真理不分地域和时空，也不受种族和民族的限制。郭秉文认为，大学的责任“是造就具有国际头脑、贤明、无私、能够抛弃自己民族偏见与偏爱的世界主义者”，就是“培养四海之内皆兄弟、宽容、和谐与平等的精神”。在利用教育机构促进国际间了解与友谊方面，大学能够起到重要作用。在国际关系中，一个国家的大学应该站在“国际正义”和“平等”的立场上，“维护正义，敢讲真话”，唯有如此，“才不辱其最高使命”。也唯有如此，大学才会受到人们的推重和追随。
郭秉文的思想不独在当时甚受推重，对后来的教育家和大学管理者们也可能具有影响。在他淡出大学舞台多年之后，又有人明确地表达了大学应该起到引领社会的作用的思想。如竺可桢就提出过多重使命的观点，尽显大学功能：“社会责任：服务地方，改良社会；道德责任:海上灯塔，社会之光；学术责任：振兴科学，繁荣文化。”当然，最能显示大学对于社会的引领作用的观点还当数郭秉文的后来人、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提出的中央大学的使命说。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出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认为，中央大学的根本使命不是教学，也不是科研，而是“创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成为复兴民族大业的参谋本部”，否则，“便失掉大学存在的意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