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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力量之源。大学文化，既是民族文化的传承者和创新者，又是学校的立校之本，具有凝聚、激励、熏陶和教育的功用。中央已经明确提出要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今年是南京大学110岁的生日。借此机会，我想谈一下我校以诚朴雄伟为内核的大学文化精神。
从1902年到2012年的整整110年，南京大学走过了一段极不平凡的道路。早在20世纪之初的两江师范学堂时期，学堂监督李瑞清就以“嚼得菜根，做得大事”为校训，倡导“俭朴、勤奋、诚笃”的校风。30年代出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大力倡导“诚、朴、雄、伟”的学风。其阐释是：“诚”就是做学问要有诚意，不以其为升官发财的途径，不以其为取得文凭资格的工具；“朴”就是质朴和朴实，崇实、用功以形成朴茂学风；“雄”即“大雄无畏”；“伟”，是伟大崇高，是指要从整个民族文化的命运着眼，不存门户之见，不故步自封，立志做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情、大成果。南京大学的另一源头―――金陵大学则以“诚、真、勤、仁”为校训，同样要求师生诚心向学、诚心教学，崇真尚实，笃学为功。进入南京大学阶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的传统精神得以继承并不断注入新的内涵。2002年百年校庆之际，“诚朴雄伟，励学敦行”被确定为校训。经过数代人的努力，“诚朴雄伟”构成了南京大学特有的文化底蕴，其精髓至少体现在六个方面。
一是求真求实的科学态度。
现代大学不仅是传授知识、发现新知的场所，更是教人求真求实、求善求美的家园。正如校友陶行知所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而实事求是地探索宇宙的规律与义无反顾地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成为历代南大人共同的品格。从风雨如磐的20年代初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分会并组织南高师“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到40年代在以中央大学教授为主的“民主科学座谈会”基础上组建“九三学社”；从1947年发起“五二o”爱国学生运动，“开辟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毛泽东语），到1976年率先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3?29南京事件”成为震惊中外的“四五运动”的先声，求真求实精神一脉相承并发扬光大，成为我精神和文化的主旋律。1978年，我校哲学系教师胡福明以大无畏的理论勇气撰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初稿，后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揭开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帷幕，更是这一“主旋律”的“最强音”。
二是尚诚尚朴的人文情怀。
我校教授学者素有“不为燥湿轻重，不因穷达易节”而“独秉士林气节，保持朴茂学风”，“耻于奔竞”而重学乐教的传统，始终推崇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不少人知道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有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可是大家或许不知道他是从孟子那里“继承与创新”而来的，《孟子》曰：“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今天，我想说的是：“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师之谓也，有大师形成环境之谓也。”我不是说大师不重要，正如梅贻琦不是说大楼不重要一样，而是说环境与氛围更重要。有了好的环境，大师就会源源不断地“冒”出来。否则，大师也难以发挥领军作用。这种良好的环境与氛围，就是最大限度地体现尚诚尚朴的人文情怀，具体而言就是要营造敢为人先、敢于创造、感冒风险、敢于批判质疑和宽容失败的环境；就是要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尊重创造的氛围；就是要消除滋生心气浮躁、心存侥幸、心术不正等不端学术行为的土壤与根基。例如，近十多年来，学校有感于学术腐败的滋生，更加强调不做表面文章、不搞急功近利的诚朴学风。1997年，我校率先开展“整顿学风、教风、校风，挞伐‘泡沫学术’，维护大学殿堂的圣洁”的大讨论，把学风问题提高到维护科学尊严和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高度来认识。不仅先后有15位资深教授和16位中青年学者向全国发出“牢牢筑起大学教师的道德堤坝”的倡议，而且在1998年即制订并实施《关于科学研究行为规范的管理办法》。2009年学校出台《南京大学科学研究规范及学风建设管理办法》，对学术不端行为实行“零容忍”。由于学风、教风、校风端正，师生励学敦行，以诚信为本，因而能在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诸方面不断取得实实在在的进展，获得国内外好评。
三是厚积薄发的治学风格。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是我校薪火相传、一以贯之的传统。2006年我校有两件大事为海内外瞩目。其一是由匡亚明老校长倡导和主持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200卷，穷20年之功，集数百位名家，终于编撰出齐，被陈至立国务委员誉为“近百年来最为浩大的中国传统文化工程”并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其二为由闵乃本院士领衔的创新团队“19年磨一剑”，不仅在Science等国际顶尖学术期刊发表多篇高水平论文，而且在连续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的基础上，研究成果“介电体超晶格材料的设计、制备、性能和应用”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一文一理两项重大成果的问世，充分体现了南大学人“大雄无畏”、厚积薄发的治学风格。
四是敢为人先的创新意识。
反对墨守成规，勇于另辟蹊径，这是中大学央大和金陵大学时期即已形成的学术传统。尽管斗转星移，但敢为人先、开拓创新的传统却薪火相传、蔚然成风。80年代中期，匡亚明校长果断决策，与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合作创办了“中美文化研究中心”，首开中外合作办学先河；经20余年的发展，这一“中心”蜚声中外，依然是我国教育面向世界的成功范例。曲钦岳校长“取法乎上”，在基础研究领域集中优势，取得突破，力争与世界科技发展前沿接轨，使得我校在最能反映基础研究水平的SCI“学术榜”上脱颖而出，领跑7年之久，而且带动了大学基础科学研究的发展和研究生教育质量的上升，为中国SCI论文的世界排名跃升作出了重要贡献。
五是艰苦奋斗的拼搏精神。
改革开放初期，与其他国家重点大学相比，我校的办学空间相对局促，硬件相对不足，加上“七五”、“八五”期间未能获得国家重点投资，学校发展面临诸多困难、矛盾和压力。学校领导带领全校师生员工以卧薪尝胆之心，立“再铸辉煌”之志，穷则思变，励精图治。学校决定优先建设教学、科研用房，确保固体微结构、配位化学、机算机软件新技术等国家重点实验室如期建成，并努力在前沿领域“做一流的科研工作”。而新老校长及校部机关人员都在三排低矮的平房办公，被新闻界誉为“陋室生辉”。即便在获得“211工程”和“985工程”的建设经费、财政状况有明显改善以后，我校仍然不断增强忧患意识，发扬拼搏精神，努力推进“节约型校园”建设，让国家投资发挥最大效益。
六是矢志不渝的爱国信念。
在学校110年的办学历程中，“保国保种”、“教育救国”、“文化抗日”、“科教兴国”等鲜明的旗帜在不同的时期分别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出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认为，中央大学的根本使命是“创造一种新的精神，养成一种新的风气，以达到一个大学对于民族的使命”。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关头之际，中央大学就是要“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振起整个的民族精神”，“成为复兴民族大业的参谋本部”，以凝聚起中华民族之魂，使中国早日雄起于世界的东方。否则，“便失掉大学存在的意义”。当时的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带领师生抵制日货，发誓永远不用日货，他把这个誓言坚持了半个多世纪直至去世。中央大学教授王伯沆坚决不肯向日伪屈服，宁肯饿死也绝不做他们的挂名教授，临终还嘱咐妻女：“我生不愿见到日酋，死了，棺材也不愿在城门口见到他们。身后不要发丧，棺材不要出门，就悄悄埋葬在后院里!”家人遵其遗嘱照办了。1946年，中央大学复员回到南京。为王伯沆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国民政府敬送了由蒋介石题写“爱国耆儒”的金字匾额，以表彰逝者临大节而不可夺的民族气节。
简而言之，诚朴雄伟已经成为南京大学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基因，它是一种血脉，跨越时空，具有恒久的穿透力。在110年的办学生涯中，南京大学筚路蓝缕、饱经沧桑，但诚朴坚毅、自强不息，南大人以诚植身、质朴无华、志存高远、做得大事。这种宝贵的文化精神在一代又一代南大人身上薪火相继，并历久弥新，散发着人性的光辉，它陶冶和熏陶着一代又一代的南大师生，滋润培育出一批又一批南大人，成为推动南京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永不枯竭的软实力，使南京大学的伟大事业千秋万代、光芒万丈、如日方暾。
两江师范学堂的前身是1902年筹建的三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即肇始于此，至今已有百年历史。期间迭经变革，先后更名为两江师范学堂（1906）、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4）、国立东南大学（1921）、第四中山大学（1927）、江苏大学（1927）和国立中央大学（1928），1949年定名为南京大学。
金陵大学堂成立于1910年，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888年由美国基督教会创办的汇文书院。金陵大学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教会大学之一，1951年由政府接办，又并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改建为公立金陵大学。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南京大学的工、农、师范等学院及相关系科独立，同时并入金陵大学的文、理学院，仍名南京大学。因此，金陵大学是南京大学的另一个重要源头。
★ 上图为南京大学各个时期的印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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