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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鼓楼校区有座高5米宽1.4米的花岗岩烈士纪念碑，在碑的背面镌刻着革命先烈的名字。每天穿过校园的人，只要走到碑前，总是情不自禁地肃穆静立，怀念他们、瞻仰他们；每逢清明，师生员工会敬献花篮，向这些长眠地下的英烈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南大的革命先烈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捍卫了民族的尊严和独立，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特殊贡献。
（一）
中国共产党党史显示，一个基层党组织根据地的创建，往往离不开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的觉醒、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革命理论，然后唤起工农大众。过去人们一提到我党的发源地，立马会想到北京、上海、广州、湖南等地，其实南京也是党活动最早的地区之一。我校基层党组织的创始人，是1922年南高师学生谢远定、吴肃、李国琛三人。这其中，谢远定、吴肃也是最早牺牲的。如：1920年读南高师农科的谢远定（1899-1928年），1923年毕业后曾为南京党小组的负责人，也是鄂北地区（1927年）党组织负责人之一，他不幸于1928年被捕牺牲，时年仅29岁。
南高师教育专科学生吴肃（1898-1939年），1922年于我校创建党组织，1924年为徐州地区团组织的创始人。他参加过南昌“八一”起义，先后任福建、山东省委、湘鄂赣边区特委秘书长，1939年蒋介石制造震惊中外的“平江惨案”，吴肃等六位同志惨遭杀害。为此毛泽东同志亲自在延安主持各界万人追悼大会，并作了“必须制裁反动派”的著名演讲，给予吴肃等烈士高度评价。
除谢远定、吴肃外，学校能收集到的在第一次国内革命中牺牲的烈士名单还有13人，他们都堪称是革命的火种，是“燎原”的星火、是新中国的奠基人。
当我站在校园纪念碑前、当我翻阅这些先烈的名字，我仿佛又看到他们一个个鲜活的形象站在鼓楼之颠，俯视他们曾生活学习过的校园，他们是哪么年轻、哪么酷爱读书。根据45人的统计，他们基本上都是年轻人，牺牲时多半在25岁左右。他们不仅年轻，而且离校后都担任过党的要职。如宛希俨25岁牺牲时已担任赣南特委书记。22岁的钟天樾已担任南京总工会的执委。特别让人感动，有两位先烈年仅17岁、18岁。如一位刚脱稚气的东北铁岭的、金大物理系的学生石璞（1913-1930）只有17岁，在被捕时，敌人对他大吼大骂：“你这小小年纪也加入共产党，他妈的，你是中了什么邪啦？是什么魔鬼把你拉进去的？”石却怒目回答：“你们早就背叛了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总有一天，人民会审判你们！”敌人无计可施，于1930年在雨花台将他杀害。与他同时牺牲的还有中大的李林泮、陈景星等七位同志，年龄最大的才21岁。
毛泽东同志在诗中曾写道：“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当我们今天处在这幸福的时代，很难想像当年那种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因此也有极个别的共产党员也经不起考验，经不起敌人的诱惑和刑讯逼供，于是就叛变，如曾负责中央组织工作的核心成员、大叛徒顾顺章就是一例。每次由于叛徒出卖，对党组织的破坏也极大，如南京市委书记王善堂在1932年的叛变，南京市立即有300多名党员被捕，100多名党员也随即遭杀害。其中有我校党支部多人，党组织也遭破坏。所以革命队伍也好比大浪淘沙，总是在战斗中不断成长壮大。
金大学生杜涛（1900-1929年），离校后任云南省委委员、滇南区委书记。1929年被捕，在就义途中，一路高呼“打倒国民党、打倒蒋介石！”押到刑场时，前两枪中弹，他仍站着高呼“共产党万岁”，直至倒下停止呼吸。
江苏江都人、金大党员刘重民（1902-1927年），1927年被捕，敌人对他严刑拷打，他从不屈服，在狱中不停地痛斥蒋介石无耻地背叛中国革命，不停地高呼口号。敌人恼羞成怒，剥去他的衣服，多次打得死去活来，最后竟残酷地割掉他的舌头，他仍不依不饶，敌人只好把他秘密杀害，遗体抛入秦淮河，年仅25岁。
打开历史的篇章，我发现先烈们有一共同点，就是心中总是装着人民，时时处处想着人民利益，要不就很难解释在那残酷黑暗的年代，他们冒着枪林弹雨、提着脑袋干革命、冒着生命危险加入共产党。所以有人说，他们为人民服务，往往是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有的人直至生命终结时还是一心想着人民，最后也是为保护人民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如：
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生、南高师工科著名教授杨杏佛（1893-1933年），他在1932年就与宋庆龄、蔡元培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杨任总干事，他到处呼吁要遵循孙中山先生的民权遗训，应该按宪法给人民的基本权利，所以他到处奔走呼号，为公民争取结社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民主权利。可是当局不理、也不敢与他公开辩论，最后被暗中杀害。
东大农艺系、家开肉铺、寒门出身的吴致民（1900-1935年），离校后于1926年任南京地委书记、1933年鄂东南道委书记。1935年2月遭国民党军偷袭，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他不顾个人安危，率少数人，立即抢占制高点进行阻击，直至村上百姓都安全转移，当他刚撤离时，不幸中弹牺牲，时年35岁。
出身重庆的中大学生白深富（1917-1949年），于1938年入学，毕业后，多处任职，1948年任中共璧山特支委员，同年被捕，关押在重庆渣滓洞，在狱中，他与难友秘密成立“铁窗诗社”，还与难友搞通一个围墙的隐蔽洞口，一次突围时，他先人后已，成功地帮助数位难友越狱时，不幸被敌人发现，他殊死阻挡，终又落入敌人魔爪而处极刑。与他同一天（11月27日）被杀害的还有我校历史系张永昌、政治系的郭重学。事隔两天，敌人又将我校被捕的学生谭讷、韦迟鸿、赵晶片三人杀害。
这些年轻的同学、革命战士，他们牺牲在黎明前，倒在带血的微笑和含泪的向往中。
（二）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我们常听到的名言，我们也听说过很多英雄人物的临终话别。其实，我们用不着从古人或文学作品中去寻觅，就在我们学校也有很多先烈留下一份真真切切的遗言。这些遗言，没有华丽的辞藻，而是一种最简洁最朴素的肺腑之言。其可贵处不是一般家书、不是一般对后人的嘱托，而是一首最珍贵的史诗，是一份最宝贵的遗产，请看：
东大农艺系、湖南宁乡籍的成律（1901-1927年），他牺牲前在狱中留下几封遗书。致父母：“我希望二老百年后，家产交出公管，妥当分配。每年资助农科学生两名，以成吾志……”；致妻子：“……我死后不要抱儿抱孙接代，我的尸体不要安葬，赠医院解剖”；致战友：“诸位同志，我对党国毫无功绩，今遭一死，不足挂齿，乞勿称我为烈士。‘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诸群勉之。”
又如安徽涡阳籍、法学院学生王崇典（1903-1928年），先后任过中大党支部书记、南京市委委员。刑前在敌人狱中对父母说：“人总是要死的，只要革命能够成功，我死也心甘情愿。我就是死了，还是有价值的，将来会有更多的青年投身革命。”最后他吟诵杜甫颂诸葛亮的诗句：“出身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与王崇典同时被杀害的还有中大党支部齐国庆、史观芬两位同志。在雨花台临刑前，他们齐唱国际歌。东大物理系顾衡（1909-1934年），出身于无锡教育世家，离校后，曾任过南京特委支部书记等职，于1934年被捕。在狱中，敌人使用各种方法，劝其自首，而他却说：“我加入共产党，是一种信仰，这是不能动摇的，我只要还有呼吸的时候，还是要干共产党，我死了，还要教育子女永远干共产党。”敌人施出种种计谋失败后，终于在当年12月在雨花台将他杀害，时年25岁。
由于中大和金大一直是处于敌人的统治中心，其斗争环境更显得激烈、残酷、险恶。有史可查，他们曾为配合正面战场、为加速蒋家王朝的崩溃、为解放军顺利占领南京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这些人中，有部分同志是打入敌特的核心部门从事最机密的工作，一旦他们与党组织或负责人失去单线联系，他们往往也因此受到他人乃至党组织的误解，最典型的像在李世群身边的关露，为党做了很多有益工作（电视剧《旗袍》中的主角关萍露的原型就是关露。）
就在我们翻阅这些先烈的史料中，不管是战场上的浴血奋战或是敌后战线上的扣人心弦的隐蔽斗争，其中每个人每件事的背后都蕴涵着极其动人的篇章。今天娓娓道来的故事，当年都要以豁出生命为代价。如今回首当年，难免引起感情上的波澜。倘若我们能理性地审视过去的历史，就会由衷地感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正值清明时节，我们怀念这些为国为民捐躯的革命先烈，除寄托我们的哀思外，也将促使我们更加踏实努力地做好本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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