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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放着郭维森老师（1931.9.12- 2011.8.7）赠给我的书，《诗思与哲思》（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古代文学的现代意义》（论文自选集）、《逝水滔滔，心路遥遥》（香港2010年）。当然，还有《屈原》、《司马迁》（1982）、《屈原评传》（1998）等七种。在8月11日的告别仪式上，由文学院党委书记姚松同志代表学校起草的“生平简介”中，一一胪列郭的著作，听者会意，意在展示郭老师一生不凡的学术成果。读其书，知其人，论其世，《诗思与哲思》的扉页上郭自题：“我思故我在，我在故我思，人生重感悟，生死两由之。”将法国十七世纪著名哲学家笛卡尔《方法谈》中的名言“我思故我在”放到诗歌赏析中，颇可见郭老师的志趣、学路、风范；第一、二两句将哲人的名言演绎为顶针式的表达，又可见题写者的聪明睿智，甚至不失三分俏皮。但我这里写的，不是从郭著中觅知的，而是当年的近距离所得。
我们中文系1962届40人入学后不久，在当时“又红又专”的普遍定位下，学子们渐渐风闻并崇拜起三位年青教师，一位是搞现代文学的叶子铭（1935－2005），因为他出版了《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1959.8）一书，一位是搞语言学的黄景欣（1935―――1965），因为他的论文不断地被刊发。在“言必叶、黄”之际，还找到了一位搞古典文学的代表，他就是郭维森老师，因为那时他已出版了《屈原与楚辞》（1959中华书局）、《屈原》（1960中华书局）。那时出版一本书很不容易，何况已出两本，在莘莘学子们的心目中自然是值得崇敬的师长。
1964年10月中文系大部分师生到南通三里墩党校集训，三查三整，一个月后进驻海安县双楼公社搞“四清”。郭老师被分配在新楼大队六队，任工作组组长。时任海安县的县委书记的刁守坦在新楼蹲点，我系的老地下党员杨咏祁主任当新楼工作队副队长，杨对郭当然是极为信任的。我在七队，常能见到郭，有一天大清早，我到大队部有事，经过六队，遇到郭，只见他戴了个老头帽，打招呼说：“这么早，这么冷，您就出来‘转田头’（‘检查生产’的意思）？”他笑着说：“不早啦！我刚才还碰到大队书记出来查苗情。”当时基层干部一律卧倒受审查，心想，郭老师还敢说“四不清”干部的好？接下来，他问了我和贫下中农“三同”的情况，主要是“同吃”，再三叮嘱我要注意身体，我一抬头，只见他清癯削瘦的脸。那年冬天，杨主任想了个主意，为了保护同去的几位学生的健康，防止在“同吃”中倒下来，大队部组织了个文娱宣传队，集中居住。有一次遇到郭，他说：“这个办法好，宣传队能长期办下去就好了。”有一次，六队的材料员钱振国对我说，我们郭组长没有架子，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群众关系极好，大人小孩都喊他“老郭”“郭爹”。每次汇报工作，我们六队汇报的“战果”总是最少，好像我们都没有干什么事。杨主任担心自己系里的老师在这里犯右倾，就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问道：“老郭：你那里还有什么问题吗？”小钱还对我说：郭组长对他很关心，叫他有空就看看书，再学点文化，不懂就去问问他。我听了禁不住好笑，心想：这老郭爹也太不识时务了，整个南京大学都不学文化了，你还在叫个小青年学文化？四清，确实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几十年后，有一次在系里，记不得为什么事谈起了体力劳动者，他对我说：“对体力劳动者，我们一向很尊敬的，你知道的，我们一起搞过四清。”
郭老师不仅是专业文史研究工作者，也是文化普及工作的热心人。他早年的《屈原》《司马迁》就是普及性读物，八十年代中期，他领衔主编了《古代文化知识要览》（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后来又扩展成《古代文化基础》（岳麓书社1995）。2007年11月又以《图说中国文化基础》在新世纪出版社推出。从《要览》到《图说》，成了郭先生晚年此事文化普及工作的一道风景线。直到“文化书满天飞”的今天，这本书仍是融学术性与趣味性于一体的、深入浅出的好书。这几年我应聘在澳门科技大学讲授“中国文化史通论”和“中国文化史专题”，备课中遍观“文化”，但深切体会到，有分量而又又适合青年学生口味的，还是这本书。郭本人对他和柳士镇教授共同主编的这本书也十分看重，一次路遇，他很高兴地对我说，有位叫管仁福的同志，写了篇书评，还提到书评对哲学部分作了评价云，几天后，我信箱中发现了书评的复印稿。
说郭老师是热心人，还表现在对后学的奖掖上，我本人就是受惠者之一。拙作《惠栋评传》写成后，思想家中心蒋广学教授为推介此书，约请郭老师为拙作写一篇序，郭老师欣然同意，这恐怕是201部思想家评传中唯一有另序的一部。那时研究“三惠”的人极少，书也很难找到。我接到序之后的第一印象是，不愧为老师、名家手笔。说真的，郭老师未必啃过那佶屈聱牙的惠著酸果，但洞察深邃，捕捉机敏，句句话打中要害，足见其辨析能力，掘进能力。《序》称考据学是清代的“代表性学术”，以其开拓之广，方法之新，影响之大，不能置之不问，犹言拙作选题和问世的必要；二讲吴学、皖学，惠栋、戴震的比较，同为清贫孤学，孜孜汲汲，无甚交游，学问是求，犹言拙作纯学术取向之缘由；三讲惠栋凌杂，考据��，而拙作每节前都有内容提要，犹言拙作苦心，旨在拼杂为整，系统言之，以求弥合《评传》宏观大体之经营；四讲缺失，不当为尊者讳，实指我言史识力不足，又以“希望”云云，乃顾及学生面子也。短短二千余字，高言大句，快人快语，却又不无委曲婉言，读之而疑：楚骚庄蒙之遗欤？抑韩柳欧苏之遗欤？
前面讲了“当年近距离”，下面讲点“现时远距离”。因我和郭老师不是一个专业的，隔行如隔山，讲不到点子上。就眼前放着的郭著，言其一二：
其一：郭著非常强调先秦的研究，他本人终身力行。郭认为这几年出土文物的大量问世为先秦研究提供了新材料，提出了新课题。诚哉，斯言！
其二：郭对屈原情有独锺，一生都在研究屈原。当有人以“秦统一是历史大势”为由非难屈原时，他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最初秦、楚都有条件统一中国，屈原希望楚国担当，是很自然的事；后来，秦始皇用武力统一了中国，屈原早已在思想文化上统一了另一个中国，秦焚书坑儒，屈原以杰作唤起良知。屈原的思想，并无他求，可与先秦诸子同源合流。“道不远人”，研究者寝馈其中，耳濡目染，深思高举，是不能不受其影响的，外加无韵《离骚》之书与人，郭的人品学品缘此。
其三：郭著的风格，细味之，雄辩奇峭，正则清丽，是文史的哲思，也是“诗意的栖居”；文字上往往乘势而贯，一气呵成。此等功力，恐怕从小就做起的。
其四：回忆录《逝水滔滔，心路遥遥》（署名嘉林），是郭的另一类著作。仅就题目看，就可知是将历史进程的客体世界，与心事浩茫的主体世界紧密结合的书，这本身就是对历史使命的自觉担当。历史的真实，经验的总结，教训的反思，处处可闻见作为时代精神的代表：一代精英知识分子的天良之心的搏动，写得严肃，大器，深切，极尽“明白人”的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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