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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96岁高龄，如今已白发苍苍。现在的年轻人看到她，很难想像她在20世纪30年代，是南京最高学府之一―――金陵大学风华正茂的青年大学生。和许多老人相似，对以往的事情，时间越久远记得越清楚；时间近一些的，反倒常常记不准了。尽管年近百岁，母亲仍时不时会回忆起70多年前，她在金陵大学英语系的读书生活。
母亲1934年高中毕业，考不考大学成了家里的“重大问题”。外公家生活本来就清贫，子女众多，母亲排行老大。外公为她起名叫孙冠群，有取“冠”为首的意思，另外也期盼她将来在众人中要出类拔萃。母亲一个女孩儿家，要在那“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上“洋学堂”，全靠着外公省吃俭用，精心操持，真不容易。当然，在江浙一带闯荡多年的外公也有自己的“理论”。他常对母亲说，南京城不比乡下，无地可种，要出去混饭吃，不识字就是睁眼瞎，就是找到个活计也得受人欺负，特别是女孩子。男孩子可以靠力气，女孩子靠什么?就得靠学问。母亲记得很清楚，从上小学开始，外公就对她说，只要你学得好，能拔尖，就是砸锅卖铁爹爹也供你读书。人活着就得有志向。
按外婆的想法，一个女孩子，高中都毕业了，家里又不富裕，上什么大学呢?外公则另有打算，他问母亲：“你想不想上大学?”母亲刚要回答，外公却说：“你先不用说，你想想，想好了再告诉我。”过了几天，母亲对外公说：“我想上大学。”外公没有说行，也没有说不行，只是说：“那你去打听打听，南京哪个大学好，叫什么名字?”毕竟是六朝古都，好的大学自然不少。但母亲选来选去选中了金陵大学。当她把自己的选择告诉外公时，外公问：“为什么要选金大?”母亲答：“金大是教会办的学校，学费要得少些。”外公又问：“教学水平怎么样?”母亲答：“好啊，许多教员还是外国人。”外公又说：“金大离咱们家可是不近啊!你打算住校吗?”母亲说：“我走着去，不坐车，不住校，既锻炼了身体还省杂费。”外公没有问母亲能不能考上，只是笑着说：“那就上金大!”看来，他对自己大女儿进金陵大学充满了信心。
1934年秋，母亲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金陵大学，翻开了生活的新一页。邻居们向外公、外婆祝贺，两位老人也着实高兴―――这毕竟是孙家祖祖辈辈第一个大学生，而且是个女孩子。母亲回忆说，金大是在美国人创立的汇文书院和基督书院、益智书院基础上合并成立的教会大学，和北京的燕京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杭州的元江大学，山东的齐鲁大学，四川的成都华西协合大学一样，都是当时著名的教会大学。金大前身的三大书院只收男生，合并成立金陵大学后才招收女生。初建时只有文科，后逐步发展成为文、理、农三科齐全的大学。金大毕业生，不仅可以获得金陵大学的毕业证书，同时可以授予美国纽约大学的学位和文凭。母亲上金大时，校址已搬到南京鼓楼以西的新校园。校舍建有行政楼、教学楼、科学馆、礼堂、学生宿舍等11座大楼。这些建筑中西合壁，宏伟壮观，成为当时南京最高大的建筑群之一。其工程设计为美国人，工程施工由美国芝加哥一家公司承包，建筑材料除琉璃瓦和一些土石料外，其余大都从国外进口，十分讲究。母亲至今还记得金陵大学的校歌，有时还哼上几句：
大海滔滔东入海，我居江东；
石城虎踞，山蟠龙，我当其中；
三院嵯峨，艺术之宫，文、理与林农；
思如潮，气如虹，永为南国雄。
唱毕，她还自言自语道：“校歌写得很有气势，只是记不清是谁写的喽!”
母亲深知自己能上金陵大学确实不易，用母亲的话说，是全家人勒紧裤腰带供应她的。家里弟弟妹妹多，开支大，父母的难处她非常清楚。所以她不但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努力用功学习，而且坚持晚出早归，尽可能帮助家里洗洗涮涮做些家务，减轻老人的负担。外公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常把从全家人嘴里省出来的一点钱塞给母亲，让她添点新衣服。说：“女孩子家上大学，总不能穿得破破烂烂，让人笑话。”年岁小的舅舅、姨妈们看着不免眼馋，有时发点牢骚。每当这种时候，外公便把姨、舅们招呼到一起，说：“你们不要眼馋，长大了，谁能考上大学，我也像对待你们大姐一样对待你们。”
母亲选择了一门家人想不到的专业―――英语。她告诉我，之所以选英语做自己的专业，主要是因为当时受到工业救国思想的影响。觉得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落后的农业国家，唯有发展工业才能使中国富裕起来。而工业技术主要掌握在西洋人手中，懂得英语去留洋才能学到技术。还有就是该校任课老师都是外籍人，不仅课堂上用英语讲课，课下与同学交流也必须用英语，要求严，语言环境好。
母亲记得教她英语的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美国白人女教师。她个子高挑，双眼皮，大眼睛，人显得很精神、干练。母亲印象深的不仅是她的长相，还有女教师的穿着和教学。由于思想、文化和理念的差异，外国人的穿着在国人眼中是比较开放、时髦的，母亲觉得女老师的着装虽然时常变换，时尚中不显华丽，多彩中不显轻浮、富贵中不乏庄重，是一个十分讲究品味，风度和具有个性的女人。她的教学也很有特点，一是严格：发音不准、重音偏移的错误难逃过她的耳朵，书写也要求很规范。二是内容宽泛：讲授英语还时常穿插一些历史、文学与典故，使人们在学习语言中又增添了一份知识。三是方法灵活：她不仅在教单词、语法，还教大家学习方法，不仅注意讲授还启发大家多提问、议论。布置作业也不仅是课堂上教的，会要求学生阅读一些文学作品，绘画作品，第二天用英文来畅谈感想，逼着你多看、多学、多讲。
时隔七十多年了，母亲虽是对英语老师的印象比较深，可怎么也想不起她的英文名字了。这也难怪，那时老师上课才来，课下是鲜有接触学生的，而且这个女老师第二年也离开金陵大学了。事有凑巧，我托南空政治部去南京大学查母亲在金陵大学的学籍资料，不仅查到了当年母亲考入金陵大学的登记表，还查到了母亲每学期的学习成绩记录单。入学登记表清楚地填写入学日期―――民国三二年九月；毕业学校为南京市立一中。入学结果一栏中的英文写着：“文学院新生准予入学”。学生成绩纪录单上，登记着母亲从1934年秋入学到1937年上半学期的各科学分。其中不仅有英文，还有国文、历史、数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宗教学、音乐、体育等十多门课程。更没想到在复印资料时，学校有关人士介绍说当时英语系唯一的女老师就是曾经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大名鼎鼎的赛珍珠。
赛珍珠原名为波尔・富登斯特里克・布克（Pearl Sydenstricker Buck），1892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州，4个月后随传教士的父母亲来到了中国清江浦(今江苏淮阴)。1894年随父母移居镇江，先后在镇江私立女子中学(今镇江第二中学)和上海读书，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17岁回到美国进入弗吉尼亚，伦道夫・梅肯好学院就读心理学，1917年春天与美国农艺师约翰・布克结婚，后定居南京，她在金陵大学英语系教授英语与英国文学，丈夫任农业系主任，当时他们住在现南大校园北园靠西墙的一幢二层小楼内，从1922年起，赛珍珠开始在楼里进行文学创作，每天上午不见客不外出埋头写作。1938年，她的《大地三部曲》由于“对中国农民生活史诗般的描述”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可否认，每一个人都有历史的局限性，赛珍珠与她的作品也不例外。经过历史的风风雨雨，人们的思维更为成熟与客观，对赛珍珠在中外文学交流中的地位与作用给予了积极评价。在她诞辰100周年之际，南京大学将在赛珍珠旧居举行以她命名的纪念馆挂牌仪式，举行专题研讨会，以示纪念。
孙中山的孙子，即孙科的儿子也在金陵大学读书。因为姓氏相同，都姓孙，英文打头字母都为“S”，所以上大课时他和我母亲俩人座位排在一起，只是家庭背景不同很少说话而己。母亲对这个同学的名字记不太清楚了，可能叫孙治强。我查询了一下，孙治强1915年出生，比母亲年长一岁，确曾在南京金陵大学读过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赴美国留学。1992、1993年两次回大陆，游览了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地，并到翠亨村瞻仰祖父―――孙中山故居，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2001年夏在美洛彬矶病逝，享年87岁。
金陵大学的英语教学和学生英语水平之高常被各大学称道。英语系学生学的西语，但他们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母亲记得与各大学进行英语演讲比赛时，其它大学学生多是西装革履，唯有金陵大学的学生一式中装，夺冠者则多为金大学生，甚至金大理科学生的英语水平也多胜过其它大学英语系的学生。这一现象曾引起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关注，特委派社教司长等人前去调查总结经验。
英语是一门记忆与技巧很强的专业，作为一个中国人要学好，没有什么窍门，非要用大量时间多记、多读、多写、多讲不可。功课多、压力大，加上学校与家距离远，不管雨雪全靠两条腿来回跑，回家还得帮助老人和弟弟妹妹做事，母亲很快便患上了神经衰弱症，有时整宿难眠。上到二年级，有一次在学校晕倒了，弄的全家人非常紧张，最后不得不休学近一学期。
母亲回到学校后，时局已逐渐容不得她再安心学习了。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企图以武力吞并中国。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表了号召抗战的宣言，大声疾呼：“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1937年12月初日寇占领南京的前夕，外公带着全家离开了南京。母亲觉得那时自己一下子长大了，明白道理了。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的大学生要为国家为民族做点什么呢，总不能任人宰割吧!母亲说，这算是最初的一点觉醒，于是母亲离开了她舍不得的南京，离开了她更舍不得的金陵大学，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
（作者为原空军副政委、空军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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