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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飞宇先生应南京大学图书馆之邀于10月29日和南大学子们一同分享了他作为作家的创作生涯。毕飞宇真诚地将自己20多年的写作生涯进行了梳理。他将自己的创作生涯分成了几个阶段，每个阶段又以一部小说为例，讲演充满了趣味、感性与吸引力。
写作的青春期
毕飞宇先生从自己创作生涯的起点说起。这个起点并非是1991年的处女作，而是发表于1994年《青年文学》第八期的《雨天的棉花糖》，不过这部作品实际完成于1992年，那是巴塞罗那奥运会的时候。毕飞宇自认为这部后来并没有引起过大的波澜的作品在他的创作生涯中占有最重要的位置，而这样的位置并不是美学意义上的，更多的来自作家的思想。
一切的缘起来自一个片段。毕飞宇在电视上看到一幕场景：在美国的空军机场，美国总统站在大风之中亲自迎接战俘。当他面对这些为了国家战斗而被俘的孩子们时，他说“你们是美国的英雄！”随后战俘们和自己的母亲、妻子、女友、儿女们团聚、拥抱。这样一个场景深深地印刻在了当时只有20多岁的青年毕飞宇心中。他感到强烈的震撼，因为这样一幕和他多年来所受到的教育那样格格不入。
在中国人的思想中，投降是可耻的，被俘也是可耻的。在战斗面对绝境时，选择死亡、牺牲是理所应当的事情，若不这样，就会被扣上“叛徒”的罪名。长期以来，这种英雄主义、牺牲主义、死亡主义教育深深镌刻在了中国人的脑海中。但是美国人从无这样的思想。朝鲜战争的时候，每个士兵的身上都怀揣着多种语言写成的投降书。二战的末期，为了拯救集中营中的战俘，美军甚至放慢进攻的脚步，还派了一支小分队去营救。正是这样的显著对比使得当时年轻的毕飞宇开始反思。
于是，1992年的夏天，即使是超级体育迷的毕飞宇也没有被奥运会的喧嚣吸引，他躲在自己的书房，一根根地抽烟，不停地和那个叫“红豆”的男人交谈。《雨天的棉花糖》的主人公“红豆”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后来被抓成为战俘，又被放归故乡。可在这之前，他的家人已经以为他牺牲了。他的父亲是一位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英雄，在听说了儿子阵亡的消息后，虽然极尽悲伤，但也倍感自豪。可是，儿子回来了，母亲喜极而泣，而父亲矛盾丛生。儿子回来了，这无疑是天大的好消息，可父亲却感到耻辱。在父亲的影响下，红豆也对自己的归来产生了疑问：为什么要回来？为什么要活着？整日恍惚的红豆拉起了二胡，他幻想着能够抓住自己，那个在战场上被俘的自己，然后杀死他。
毕飞宇就和拉着二胡的胡思乱想的红豆这样一次次地对话，在那个热闹的1992年的夏天。毕飞宇感到难过、纠结，甚至情到深处还会流泪。因为这样一个和他年纪相仿、充满了生命力的男人在他的心中产生了共鸣。每一个年轻人都渴望着生活、幸福与爱情，这是日常生活带给人的力量。作家利用想象与红豆朝夕相处，尝试用理性判断生活的自然状态。这样一种写作经历使毕飞宇开始反思自己从前所受到的教育，那种教育违反了生活的常识。而他自己正是通过虚构了解到了世界的真实。于是在想象与对话中毕飞宇完成了写作的青春期发育。
从想象到现实
《哺乳期的女人》完成于1995年，那时毕飞宇31岁，还未有孩子，可是并没有真实经历的他却写出了一个生完孩子的女人面对另外一个孩子的情景。这一切的灵感源自1994年的一次出游，在浙江绍兴的斗门镇。当时的他看见整个镇子上要不是六七十岁的老人，要不是五六岁的孩童，显得非常特别。那个时候还没有“空镇”、“留守儿童”的说法，但是敏感的作家已经强烈地意识到了这点。毕飞宇在整个镇子找不到一个与他同龄的人，于是一个问题乍现眼前：这些人如何生活？这些人如何抵抗外来的压力？在这样一个脆弱的人口构成中，生活是如此的畸形，完全失去了保护自己的能力。在一个人口年龄梯队被破坏得摇摇欲坠的情形下，社会伦理将如何维持？
带着这样的印象，毕飞宇在一次躺在病床上时，他的眼前呈现了一个意象：一个女人的乳房被一个7岁的小男孩攻击。于是不久以后，《哺乳期的女人》诞生了。小说取得了不错的反响。可就在小说发表不久之后，作家本人却感到后悔，因为他发现了问题。他认为，在这部小说中，一个年轻作家幼稚的激情、幼稚的浪漫主义体现得比较充分。他问自己：为什么一个母亲在自己的乳房被别的孩子袭击之后还要把乳房送过去呢？这或许不是现实，而是作者的一厢情愿。就如同鲁迅小说中的“花环”，是作者强行在现实之外加上去的。
这次写作经历让毕飞宇感受到自己对中国的了解并不透彻，对民众的心理与生活存在着许多臆想。他坦承如果现在来写，将不会是这个样子。也是自那之后，一个沉湎于想象的小说家消失了，而一个勇敢地面对现实、研究现实的小说家产生了。
从现代回归传统
1996年，毕飞宇的长篇处女作《那个夏季那个秋天》发表了，取得了不错的反响。但是在讲座中作家却将这次写作经历视为反思自己的第一课。那是一次特殊的经历，北方的某个出版社当时邀请了一些作家做一套丛书，于是就找到了毕飞宇，签订一个小说出版的商业合同。当时毕飞宇的妻子正要生养孩子，于是毕飞宇就签了这个合同，携妻子到徐州。他本想这段时间大约比较闲，完成这部小说应该不成问题。
那段时期也恰好是毕飞宇写作思想的转型期。那时他正从现代主义小说的实践中走出来，回归传统小说的写作模式，重新面对故事与人物。这或许与那时他读博尔赫斯有关。博尔赫斯是世界闻名的短篇小说家，毕飞宇在阅读中却越来越绝望：如果所有的小说都如博尔赫斯笔下“小径分叉的花园”，到处是智力的陷阱、诡谲的迷宫、破碎的叙事，那小说还有什么意思？这种对小说命运的恐惧促使了作家要修正自己的写作之路。
可是那时的他太自信了。一个艺术家产生了一种新的想法，这与实现这个想法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毕飞宇在决定向传统小说回归时，其实并不具备创作这种小说的能力。文学创作内部的基本功―――叙述、描写、处理人物关系等等―――他都没有得到足够的训练，就仓促上马了。
这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事，多多训练就好了嘛。可是坏就坏在他签了这个商业合同，那是有时间期限的。当孩子生下之后，每一分钟都是事情，他完全不能尽心尽力地投入到写作中去。等到了期限将至之时，他匆匆忙忙地完稿，也容不得自己思量就交托出版了。于是他自己评价这部《那个夏季那个秋天》像是一个交通事故频发的现场，充满了叙事逻辑的错误。而这次也给了他深刻的教训：从此以后，他再也不会在作品未完成之前去签任何商业合同了。这是对艺术负责的态度。
当然，他要向传统小说回归的初衷是不变的，这之后他做了很多叙事方面的训练，到写完《青衣》的时候，他已经对写人物、讲故事有把握了。
小说家的情怀
可是《青衣》完成之后，足足有13个月他一字未写。毕飞宇自承他一直在等，在等一个人来敲门。当一个作家感觉写尽了人物之后，他会关上自己的心房，静等一个他将深爱的人物来叩门。这种等待未免太过长久，以至于七八个月时，他已经极度焦虑了。不过事实证明，等待是值得的。这就是《玉米》。
不过毕飞宇说，写作《玉米》时他并没有在人物上花太大的功夫。小说原本的宗旨在于玉米的爱情，但是写着写着就跑题了。但是他并没有惊慌，而是非常高兴地有了意外的收获，因为他描写出了一个集权者的形象――玉米的爸爸。这样一种形象或许比原本的宗旨更具有吸引力。在当今的中国社会，考察权力的分配、考察集权的生态更具有现实意义。于是毕飞宇就潜心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也越走越宽。
在写作《玉米》时，毕飞宇对于人物情感的描写又有了新的体悟。在写作《青衣》时，作家会在抒情中慢慢酝酿情绪，然后把这种情绪缓缓地向高处推――可是后来他意识到，这种处理方式是不真实的。他的脑中回忆起六七十年代时村中人们的情形，在吃些小亏、有些小痛时，往往哭天抢地、悲声嘶鸣；当遭遇到大挫折大悲痛时，往往是目无表情，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其实这在心理学上，可称为人类的一种心理防御机制。于是在写作《玉米》时，他体现了这种真实性：面对突兀的情感，不是往上推动，而是往下控制。整个故事流动着偏冷的调子，让叙事注重情节，而不是一味抒情。或许这正是人到中年的毕飞宇开始拥有掌控力的标志。
《玉米》带给毕飞宇的还有另外一种收获，即描写人物的方法。他提到鲁迅的《阿Q正传》，里面对阿Q并没有着墨太多，而是把阿Q身边的人都描画得透彻，于是阿Q的形象也就跃然纸上了。描写人物有时候不需要直接扑上去，而是将人物的周边关系处理好，因为一个人并非独立的个体，他成长于一定的文化氛围，具有一定的民族性与社会性，因而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就可以把人物描写得丰满而真实。
毕飞宇说坦承，真正影响小说倾向的是小说家的情怀，而这种情怀并非一朝一夕养成。他以诚实的态度，没有粉饰、没有做作地将创作之路呈现给大家，这应当也是小说家的情怀的一部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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