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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籍作家在与诺贝尔文学奖108次擦肩而过之后，2012年莫言终于摘取了这一桂冠。上世纪80年代，莫言凭借一系列以乡土题材为主的作品深受广大读者喜爱，这些作品大都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莫言随之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诺奖评委会给出的获奖理由是：“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本报记者专访南京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张光芒教授，请他解读“魔幻”故事背后的真实莫言。
作家高产地
红高粱、大馒头、猫腔、黄土地，这些莫言笔下极具地方特色的场景构成了一个个鲁中文化符号，向读者们传递着莫言家乡―――高密的人文情怀。高密，不仅仅是莫言地理意义上的家乡，更是他几十年来在文学创作道路上一直苦心构筑的文学故乡。碰巧，张光芒教授也是山东人，虽说一个在鲁中，一个是鲁南，但他和莫言都属于鲁中南这一大片地区，算是“同乡”。鲁中南地区民风淳朴，齐鲁文化传统深厚，部分地区还具有极强的区域性民风民俗。山东出了很多著名作家，比如臧克家、尤凤伟、刘玉堂等等。高密既是齐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东夷文化的发祥地，传统文化与民间文化在莫言审美世界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所以说，莫言作品的乡土气息和他成长的这片土地是有密切关联的。
大地上的故事
诺贝尔委员会给莫言的颁奖词中说到其作品是：“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对于莫言作品持续进行研究的张光芒教授并不十分认同这种说法。他表示，这样的说法显然是西方人对莫言作品的一个概括，其形容词比较西化，中国读者在解读这段话的时候要进行本土化的理解才能对莫言作品有更加深入的了解。魔幻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发生于拉丁美洲，同时也是西方现代主义在20世纪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和重要的文学流派。它把神奇的人物、怪诞的情节以及各种超自然的现象，插入到反映现实的叙事与描写之中，从而创造出一种魔幻和现实融为一体的审美效果。
其实，即使《生死疲劳》采用六道轮回这样虚幻的手法叙事，但总体上并不能算是魔幻现实主义；相反，这是一种真实的反映。莫言笔下所描写的故事，在西方人看来是不真实的，是魔幻虚构的，但事实上，了解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读者应该知道，莫言所描述的故事更多时候是现实发生过的故事，是真实的历史。作为中国读者应该看到其作品背后真实的一面，如果一味将其看作魔幻作品去解读，会对历史的认识产生偏差。
对于颁奖词中提到的“民间故事”一词，这样的说法也应作重新理解，就拿他的作品《蛙》来说，这部作品的素材来源于计划生育工作，是牵涉到农民、知识分子等各个阶层各种人物的故事，并不是口口相传的传说，准确地说，莫言的作品应该是中国大地上的故事。
戴着“镣铐”的舞者
莫言在媒体采访中曾公开表示，自己“在生活中是孙子，但在创作时却很大胆。”对这样一种矛盾的生存和创作状态，张光芒教授给出了自己的理解：莫言这样的状态是一种极富个人智慧的生存姿态。他一方面说自己很懦弱，但是另一方面又在作品里极富批判性。在中国，作家的创作环境不是随心所欲的，作家必须在主流文化、文学话语，政治与现实等复杂关系中找到一种平衡，在夹缝中寻找写作状态。莫言在日常生活中将锋利的棱角收了起来，转而用审美的角度和虚幻的手法将现实和批判思想通过文字传达出来，很多艺术家创作时候都会是这种状态。当然，给了诺奖得主莫言太多的掌声和鲜花的人们，有理由要求他此后更多一些直言，从“无冕之王”那里看到那种更为坚定的“作为老百姓写作，而不是常说的为老百姓写作”的文学立场。
“讲故事”高手
莫言创作30年来，他一直在突破，他的创作手法并不局限在一两种，在这点上他和很多作家不一样。他几乎每部作品都能给读者带来新的感官上的刺激。从体裁上来说，现代题材的《红高粱》，当代题材的《生死疲劳》，计划生育题材的《蛙》，这些故事题材都是具有开创性和让人耳目一新的。在艺术上，他也是在不断突破的，例如《透明的红萝卜》这部作品，他采用潜意识、意象的描写手法；而《生死疲劳》这种现实性的题材作品则采用章回体的写作手法，这些都具有很强的艺术多样性。在表达方式上，莫言最善于营造一种意象，给读者以想象的空间。《红高粱》中大量意象的营造描写被张艺谋看中并拍成电影，几百亩的红高粱被风一吹，像一片绿海生命在蓬勃、张扬。这种充满想象力的描写是中外读者都喜欢并乐于去读的。另外，莫言有强大的叙事能力，准确地讲他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他一旦有了创作灵感，写作速度会非常快，这个时候写作对于他已不是写，而变成了“说”，一气呵成，让人读的十分痛快。甚至有时候，他作品里出现的一些粗俗字眼，也是因为写的太快而没有过多去推敲和斟酌，而这些恰恰是最真实的。
信仰的践行者
十年前，莫言应邀来南京大学做过一次讲座。据张光芒教授回忆，当时，“作家边缘化”、“纯文学消亡论”等说法已是屡见不鲜，而且在南京大学几乎每天都有各种领域的学者大师的讲座，但对于莫言的这次报告，南大学子却表现出了罕见的热情。偌大的逸夫馆报告厅早在讲座前几十分钟就人满为患，站着的比坐着的还要多，门厅与走廊都被挤得水泄不通，还有些乘兴而来的听众不得不扫兴而归。一开场，莫言那雄浑有力和富有磁性的声音就很吸引人。尤其他做报告时那种像其小说叙述一样出人意料别开生面的话语方式，更令人难以忘怀。他一上来就给听众们讲了一个宁愿放弃生命也不抛弃自己的信仰的故事，故事里坚守信仰的人反而获得了永生，由此引出他关于文学与信仰的关系问题。人应该有信仰，而信仰是高于生命的精神家园，作家应该有信仰，文学同样要有信仰，要追求超越性的审美境界。这些观点及其阐述方式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听众。
文坛的“强心针”
莫言此次获奖对于莫言今后创作水平的提高影响并不会太大，因为即使不获诺贝尔奖，他的创作也在不断努力突破。评论家、研究界一般也不会因为没获奖就贬低他，因为他获奖就“高看”他。获奖或不获奖，他的作品就在那里，他的水平就在那里。但是他的获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将是巨大的：一方面，中国作家获得诺奖无疑会推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更多的莫言同时代的作家―――余华、王安忆等人会被外国读者所关注，有利于更多本土作家的作品走出国门，向世界传播。另一方面，对于中国文学本身也有推动作用。近些年，中国文学逐渐边缘化，纯文学的作品常常被束之高阁，或默默地躲在书店的角落里，取而代之的是影视作品和一次性消费文学作品的泛滥。莫言的获奖给中国纯文学打了一剂“强心针”，将会在纯文学创作上掀起新的高潮，更多民众会重新走进书店，静静地翻阅纸张来感受作家笔下的世界。其实诺贝尔文学奖奖项本身并不重要，创作上的认可才是作家们最关注的。希望莫言能借助诺贝尔文学奖的“东风”带领中国文学驶向更远的彼岸。（采访 梁颖）
张光芒，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兼江苏省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启蒙文化思潮等。
文学院2010级博士生 李旺：斫取秋光说莫言
在莫言众多的小说中，至今忘不了的是他并不十分著名的一部中篇《白狗秋千架》的结尾：“有一千条理由，有一万个借口，你都不要对我说。”读到它，正是无边丝雨细如愁的20岁。于是这句话像稠密的雨水，让寂寞茫然像草一样疯长。所以后来我见到莫言作品集扉页上作者的照片时，很是失落，因为莫言竟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样细腻而忧伤。《白狗秋千架》被霍建起改编成了以女主人公名字命名的电影《暖》，极具抒情风格。这部电影不像另一部由张艺谋改编自莫言另一部小说《红高粱》的同名电影那样脍炙人口。其实，这两部小说（电影）表现了莫言两种典型的书写风格。即小说人物浸润着无以解脱的人世间（人生）的悲愁与遍布了愤懑而对这个世界（世道）发出的狂喊。莫言以其感觉形象化与历史隐喻化的方式构筑了一个魔幻与现实交汇的文学世界。在这个文学世界中，充满了乡土社会的忧患、疼痛、绝望、疯狂和生活于这片乡土社会上的人们历经世事变迁、政治动荡的无奈、隐忍与反抗。
不论是《透明的红萝卜》对于中国农村乌托邦的诗意瓦解，还是《天堂蒜薹之歌》对于农民苦难生存的尖锐呈现，抑或是《丰乳肥臀》对于社会政治施与乡土苦难的变形夸张描写，或者是《檀香刑》对于历史残忍的象征，以及《蛙》对计划生育政策暴力的反思。这个以莫言家乡山东高密为背景的乡土世界可以称得上是百年来中国尤其是当代中国的并不快乐的小说镜像。由此可以说，莫言的小说一直有一个看不见的主人公，那是一个当代中国历史的检视者的形象。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中心2010级博士生 孙伟：从“没有姓名的黑孩子”到“诺奖理解了我”
莫言说自己所有的作品其实都是一部关于“我”的文字，作品中所有人物都是“我”的变形，而那个最能代表他的人，就是1985年他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里面那个没有姓名的黑孩子。这篇小说描述了一个被忽视在人群之外却有着坚韧生命力的孩子丰富而神秘的内心世界。那个亦真亦幻的透明的红萝卜是一个美丽的意象，也是莫言以后创作世界里燃烧的小宇宙。这既是他看待世界的方式，也是他作品独特风格的内核。不追求再现所谓外在的客观现实，其实也许本来就不存在这么一个东西，而是以敏感且极富想像力的心灵，去表现个体生命与有色有味有冷有暖的世界的混融交织。由于和现实保持了距离，作品得以获得了凌空高蹈的空灵与幻美，人物情感的千曲百折也得以表达得酣畅淋漓而又不失洒脱。莫言在以后的创作里，又将历史和当下汇入创作，使作品呈现出了不同的面貌。《红高粱》里的狂野激情，《丰乳肥臀》里的厚重饱满，《生死疲劳》里的怪异荒诞，《檀香刑》里的血腥酷虐，《蛙》里的节制缜密，这些作品共同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用魔幻般的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代融为一体”。
新传院 大二 孙宇慧：第一次接触的莫言作品是《红高粱》。
莫言作品给我的总体感觉是很独特的，语言很犀利，有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带点魔幻的感觉，正如这次颁奖词所言的“魔幻现实主义”。我是90后，独生子女，出生的时候计划生育已经施行了很多年，《蛙》这部作品恰好是在反思计划生育制度。首先我认为莫言敢于用文学创造的手法对计划生育这项基本国策进行批判，控诉其对中国人生命的戕害，真的是勇气可嘉，他尽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小说是以书信的形式展开的，很新颖。小说塑造的“姑姑”这个形象令我记忆深刻。她曾是计划生育政策的疯狂执行者，间接扼杀了很多生命，甚至还害得很多女人因流产而死，但后来姑姑还是醒悟了，并用后半生来赎罪。从这部作品中我还是感觉到了美好的人性的。
文学院 大二丁辉：读过《红高粱家族》、《酒国》、《透明的红萝卜》
他的文章，其中许多写作手法都十分求新，比如《红高粱家族》和《酒国》，文体也比较新颖。文章情绪不加节制，泥沙俱下。读者读起来酣畅淋漓，十分畅快！就拿《红高粱》来说吧，其中作者想要表现出农村旺盛的生命力，但文章却排斥了文革时期那种高大全的主流革命思想。把人对物质的欲望提高到一个审美的层面。关于文字，我认为不能算是魔幻吧，就是一种虚构的感觉。但他同时也在彰显村庄的生命力，把人的生存放在第一位，国家民族则退之，并非一种主旋律的文字性格。
（采访 孙页 刘宇轩）
链接：南大与诺贝尔文学奖渊源
赛珍珠
赛珍珠女士曾在金陵大学和国立中央大学执教，她在这里写下描写中国农民生活的长篇小说《大地》，并在1938年以此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勒克莱齐奥
被誉为“法兰西三星”之一的法国作家。20世纪后半期法国新寓言派代表作家之一，也是现今法国文坛的领军人物。2008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于2011年被聘为南京大学“名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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