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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府最美好的德行就是“宽容”。像我这样一位经常“犯事”的人，竟悠然自得做自己的学问，这正是大学给予我的。
应学犁的名字是同一次给全国理论界带来很大冲击的政治风波联系在一起的。对于那场风波，历史正在做出自己的新结论。不过在当时性质严重极了，使得在任的省委宣传部长汪海粟和校党委书记章德同志，以及我们众多的中层干部伤透了脑筋。不可否认，就其观点而论，他们并不赞成我的许多说法；然而，要给我戴上“反对毛主席”、“反对社会主义”的大帽子，这也是他们断断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他们煞费苦心地让人到处搜集、整理我的“红材料”，什么“三代贫农”、“优秀党员”，“一贯热爱党和社会主义”，“写了大量的好文章”，这次犯错误，“完全是受社会上错误思潮的影响”。总之，一切能够搜罗来的稻草都捡来围在我的身边，就像保护一只羔羊免受寒潮的侵袭一样。当然，对我的批判也是必须进行的：如果不批判，不论是对上边还是对下边都无法交待。其间，我在许多同道者明里和暗里的支持下顶了几个月的牛，大家都难于下台，就来了一个心照不宣的默契：我承认犯了“政治错误”，学校同意我在学术观点上“保留再作长期清理”的权利。有了前者，学校便可以交差了；而有了后者，我也保住了自己的尊严。就这样，我仍然读自己的书，写自己的文章，做自己的编辑工作。没几年，党委居然让我主持《南京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编辑出版工作。
从三十三岁起就做学报编辑工作，到五十岁离开学报，我将自己十七年的青春年华奉献于学报。对于南京大学的漫漫征程来说，只是一瞬间而已!但是，学报工作却赐给我长久的巨大的荣誉：由学报编辑工作积累起来的知识、经验、智慧及其情怀，集中反映到我的《编辑通论》中，该书出版后受到多方的称赞，其中著名教授程千帆先生特写信给我，说：“这是一本别开生面的书，是一本通过多年实践发出智慧光芒的著作。”我非常明白，这是程老在读该书时的“瞬间感受”，不能作为正式评价本书的学术价值的“专家意见”。后来此书经大量修改后，被列入南京大学学术文库首批书目。
第二次“犯事”后我对前途真的失去了信心，只想着到故纸堆中向逝去的先哲们来倾诉自己的苦闷。当时有两件事让我永志不忘：第一件是《南大报》的方延明，他搞了一期大学生征文评奖活动，每篇得奖文章都让我写出评语，而且大大方方地占了校报的一大版。这样做，无异于将一位刚刚跌入污泥坑里的“是非”人物堂而皇之地在广大读者面前亮相，这对他来说须有“斗胆”，而对校领导来说又出了一大难题：在一个极为敏感的时期，对一个极为敏感的人物，能让他在如此显赫的地位上抒发自己的情怀吗?今天回忆起这件事，我已经记不起当时究竟写了些什么，但有一点是再长的岁月都无法洗掉的：一篇篇青年学生的文章，一颗颗怦怦跳跃的心，一朵朵含露乍开的鲜花，给了我多少欢愉、多少安慰和多少人间的友情啊。那一声声热烈的呼唤让我的心灵从沮丧中走了出来，虽然脚步仍十分沉重，但走出了第一步，还愁看不到光明的前景吗?
我要说的第二件事是关于“饭碗”问题。学报不能再干下去了，党委忙着为我“找饭碗”。这时孙伯?教授热情地向我伸出友谊之手，他欢迎我回到哲学系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去。然而经过慎重考虑，自己觉得我这个“任情主义者”不宜与高度关注现实的政治学说靠得太近，万一再出事，就会辜负孙老师的一片好心。我拜访了时任《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主编的名誉校长匡亚明，只谈了五分钟的话就把事情决定下来。后来他向我谈及此事，说：“你当时‘有很大的困难’，找到我，能拒绝吗?”这样，我就在现在的岗位上一干就是十年多。我不只是有了“饭碗”，还有了属于自己的学术事业。我像一只工蜂，我像一名船工，我像一位登山者，在读稿中与作者交流，向着我心中的星光扑去。也就是在此情景下，我写成了《梁启超和中国古代学术的终结》，获得江苏省第六届优秀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它是我无尽感情之渲泄，而这本书只是我撰写《梁启超评传》前期成果。我想，再经过数年与这位掀开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伟大人物的朝夕相磨，《梁启超评传》出版后，他一定会以全新面貌站立在读者的面前。
荷兰裔美籍学者房龙在其名著《宽容》一书中引用了《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宽容容许别人有行动的自由和判断的自由，对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念的见解的耐心公正的容忍。”上述“故事”不正是涵蕴着这条哲理吗?我认为：宽容是不同身份、不同见解、不同处境的人们之间相互谅解，从而给对方提供自由发展的一种情怀。有人会说：宽容不是要容忍毒草丛生吗?我的回答是：“不毛之地”绝不会生出香花，更无所谓参天大树可言。更何况，何谓香花、何谓毒草要在历史的长河中来鉴别!
我确信：人类进步是一个不停息的自我创造的过程，之所以能够自我创造，就是因为由无数个有着大小缺陷的个体相益相磨、相激相荡，以逐步克服个体的缺陷和增长群体的长处。而驱使这一机制运行的原动力不在别处，恰恰在学校，其中高等学校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因而，在这儿，不同观点之间、不同学说之间、不同学风之间常有“万类霜天竞自由”之势，也只有这种势头发展到无法遏制的地步，躺卧在图书馆的资料才能活蹦鲜跳地进入读者的心灵，从而衍生出新知识的宏篇巨制；而那些停息在实验室里大大小小的仪器，便能演奏出一曲曲婉约或高昂的乐章，来慰籍和讴歌在这儿不辞辛劳的平凡创造者。这壮美的图景多么令人神往。今日之南京大学可能还未达到这一步，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昨日，已经向着这个神圣的目标迈开了坚实的第一步。
盛赞一百年来一长串学术大师对于国家的不朽贡献和给学校带来的巨大荣誉，深感大师们绝不是从石缝中长出的草。因而，我写此文，就是祈望全校上上下下进一步发扬已经扎下根来的宽容精神，让未来一百年，产生出更多的学术大师来。
往事悠悠心作涛，
征程漫漫群山小。
千帆竞发在今日，
此境无边任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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