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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南大传统，首先要确定讨论的角度。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从政治的角度看，南大有优良的革命传统，不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学生运动蓬勃发展，即使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赵声等革命党人也在学校内外开展大量活动。从校纪的角度看，南大有良好的校风，学生遵守校纪校规，重视个人道德修养。
我这篇短文是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谈一谈南大的传统精神。
很早以前，有一位知名校友说：母校很早就形成一种精神――“调和文理，沟通中西”。我个人认为，这个概括是符合实际的。不过，我还认为，将这八个字改成“文理平衡，中西融合”，可能更准确一点。这两句话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从学科设置看要文理平衡；从学科内容看要中西融合。
三江师范一开学就聘请11位日本教习教授西洋科学。当时在全国是一个创举。两江师范监督(校长)李瑞清是一位国学大师，但他主张中西学术互相交流，融会贯通。他勉励学生说：“勿溺于守旧，宜立志力学，学习西方教育之长，以期成中国之培根、笛卡儿、洛克、休谟。”
南高建于1915年，一开始就成立国文、理化两部，文理平衡。自然科学家的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也建立于1915年。中国科学社的发起人从美国回国后大多数到南高任教。有人说“南高是中国科学社的大本营”。在南高任教的科学家不仅研究自然科学而且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个人道德修养。他们与在校的国学大师们建立了很好的共事合作关系。国学大师们也注意了解西方文化和科学的研究方法。
到东南大学郭秉文长校期间，这个特点更加明显。据1992年版《南京大学史》记载，一位曾在北大任教的教授说：“东大所设文史地部、数理化部、……皆极整齐，尤以所延教授，皆一时英秀，故校誉鹊起。”又说：“北大以文史哲著称，东大以科学名世，然东大文史哲教授，实在不亚于北大。”
这种精神突出地表现在《学衡》杂志上。
对中西融合的看法，在自然科学方面分歧不大，在人文科学方面就有很大分歧。问题出在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新文化运动期间，全盘否定传统文化、“打倒孔家店”，成为一股巨大的思潮。既然“打倒孔家店”，就谈不上中西文化融合。1922年1月东南大学教授们创办了一个学术刊物《学衡》。创办人有梅光迪、吴宓、刘伯明、胡先马肃 等知名教授，他们都在哈佛大学读过书。胡先马肃 是生物学教授、梅光迪是西洋文学教授、刘伯明是校长室副主任，当时的职权相当于副校长。关于吴宓，我着重介绍了3月15日《报刊文摘》摘载《中华魂》第二期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说，1952年6月，邓小平曾经说过，吴宓“是文科领域的李四光，早在20年代他就在国内外享有盛名。”《学衡》杂志反对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反对全盘西化，主张采择并融贯中西文化精华。《学衡》创刊号正文前的插图依次是孔子与苏格拉底像，象征它采取中西文化精华的主张。《学衡》杂志还提出中西文化融合的方式：彻底研究，明确评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吸取欧西文化，需要对两者进行深入的研究、评判，区别其精华、糟粕，有用、无用，然后才能决定取舍，从而融合成一种新的文化。吴宓还明确提出，使西方的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与东方的释迦、孔子之学说，“折衷而归一”的观点。
《学衡》杂志曾发表胡先马肃 的一篇文章，提出一个很有趣味的观点：“吾辈于求物质学问之外，复知求有适当之精神修养，万不可以程朱为腐儒，以克己复礼为迂阔。一人固可同时为牛顿、达尔文、瓦特、爱迪生与孔子、孟子也。”作为生物学家的胡先马肃 提出如上观点正是对文理平衡问题的深入阐述。
再说一下金陵大学的传统。金陵大学“三院鼎立”，文理学科相当平衡。金陵大学是一所美国教会办的大学，但它却十分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与研究。1930年得到美国富商霍尔的资助，金陵大学创办了“中国文化研究所”。许多知名专家被聘为研究所的教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与研究作出了贡献。金大校董福开森又将收藏的近千件文物捐赠给金大。金大图书馆收藏的中国古籍特别是地方志，亦十分丰富。这些对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20世纪后半期，由于种种原因，与全国情况一样，南京大学的这种传统精神受到压抑。“拨乱反正”以后，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学校要走向世界，如何宏扬这种传统精神，我个人认为，仍然值得同仁们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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