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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迎来百年华诞的南京大学，身上有着太多的积淀，用几个高度凝炼的字很难表达清楚。前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先生曾经用"诚朴雄伟"概括这座学校的品格，获得不少校友的认可，我也感到恰如其分，只是还要做一点补充。
南京大学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902年建立的三江师范学堂，这是名副其实的东南最高学府，和北大的京师大学堂即后来的北京大学双峰并峙。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发源地，是新派人物的大本营。在一个除旧布新的时代，社会革命带来的文化反省到处激荡，推翻旧传统，建立新传统也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千里之外的东南大学却偏偏传来说"不"的声音。一批归国不久的留美学生以文化本位主义的立场，把欧美现代文明所造成的人文精神的失落作为前车之鉴，对新文化运动提出了另外的见解。在举国"咸与维新"的风潮中，这声音显得非常"另类"。可是80年过去了，当现代化的研究者回顾近一个世纪步履蹒跚的历程，当学术史的研究者反思激进与保守的互动价值时，都不约而同地称赞当年"学衡派"的超前意识，可是，他们当时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又有多少人能够理解呢?坚守位置的代价面对的可能是所有文化新锐的攻击。从那时起，南大的坚韧品格就开始显现。
南北学风能够互相沟通、取长补短最好，但在相当的时间里，似乎有各行其是的样子。黄侃和吴梅都曾经在北京大学任教，一个是经史巨擘，一个是词曲大家，后来却先后回到南京。汪辟疆《悼黄季刚先生》一文中说?quot;五四前后，胡适、陈独秀等倡文学革命，蔡孑民左右之，先生始而与争，继乃愤而去职。"黄侃并自言："平生友朋游宴之乐，金陵为最。"学术思想上的特立独行，遇志同道合者，才如鱼得水。在南京这个地方，学者们仿佛商量好了似的，个个述而不作。不管是早先的东南大学，还是后来的中央大学，聘请教授似乎都不怎么看重现代学术制度规定的尺度，即著述的数量，印成的铅字，而更重看重人们心里的尺度。胡适有大名于时，喜好著述，著作一部接一部出版，甚至迫不及待出版了两种只写了一半的书，如《白话文学史》之类，确也引领了一时的风气，从北方蔓延开来，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重大影响。可是，在南京城里，一批杰出学者仍然坚持自己的风格，黄侃仍然在那里批注经史，汪辟疆仍然在那里条别札记。事实上，他们对北方的某种学风往往不以为然，汪辟疆曾写《编述中国诗歌史的重要问题》一文，针对胡适诸人的白话文学史著述说?quot;例如语体文学，在前人虽然有不少人的创作，但皆是一时兴到，随笔挥洒，不但前人未尝重视，即作品亦早已早成刍狗，现在提倡语体文的作家，因为要使人明了语体文是有他们的历史掌故，于是尽量在文艺上搜求历来白话诗文，居然撰出了许多的白话文学史，影响其他许多的文学史家，也要于文学史上，存在相当的地位，甚至攻击文言为贵族文学，至不惜摧毁而后快，不知但快己意，实际上与史实相去甚远。"这种态度，和陈寅恪当年标举的对待历史人物和事件要具有"理解之同情"，完全一致，批评的是主观虚浮之风。当然，他们在当时不可能在风头上，可是对学术史进行总结时，那种独立的学术品格，以及以"东南学派"而著称的心智果实，最终仍然赢得了极大的尊敬。
这种精神，很自然地延续了下来。1952年的院系调整，南京大学从一所系科最齐全、规模最宏大、力量最雄厚的学校，被弄得七零八落，甚至迁离开中央大学原来的所在地。当年这里的学生曾经由于"江苏大学"之名太具有地方性，甚而酿成学潮，现在，历史又一次重演，人们却不得不吞下这枚苦果。长期以来，南京大学不占天时，也不占地利，她所拥有的，只有人和，也就是一股心气。南京大学从来都是承认现实的，南京大学又从来都是不满足于现实的。这源于一种清醒的认识：要发展，靠自己。于是，就有了高校排名榜上的"钱(前)三强"，有了连续7年SCI的第一名。一段时间里，北方人往往不?quot;南大"的所指，在他们看来，南大就是"南开大学"。现在，提起南大，全国又有多少人再犯这种"糊涂"?南大硬是靠苦干，抓住了发展中的每一次机遇。从而证明了一位先民的理论，那就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也就是说，不是去等待，去抱怨，而是去开拓，去创造。可喜的局面来之不易，原因多端，坚韧当是其中最重要者之一。
所以，要谈南大精神，谈南大品格，不能忽略坚韧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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