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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大学中文系，没有人不知道冬青书屋卞孝萱先生。一则是因为先生品德高尚，以孝母闻名。卞先生二月而孤，与寡母相依为命。当卞先生五岁的时候，原本不识字的母亲，每日先向邻人学会几个字，然后回家教卞先生。其中艰辛又远甚于欧阳修母画荻教子，然而值得欣慰的是母亲的教导给卞先生奠定了一个温馨的知识起点，而母亲的坚贞也成了先生取之不尽的道德源泉。卞先生名孝萱，号敬堂，都蕴涵着孝敬母亲，敬侍高堂的孝子之情。先生孝敬母亲的真情得到了许多前辈学者的褒奖，如著名历史学家陈垣为先生的《节母事略》所作的《题辞》中说：“节母可敬，孝子尤可敬。节孝萃于一门，是谓义门。愿孝子始终保其令名，俾节母老而益安，斯为大孝。”
如果说卞先生的《节母事略》是“善述人之事”的话，那么先生勤勉不怠，老而弥坚的为学风格则是“善继人之志”了。先生用自己的学术成就回报了母亲，也诠释了孝的深沉意蕴。先生著述等身，虽年已八旬，仍然坚持学术研究，并不断有学术力作问世。这正如普林斯顿大学陈珏博士在介绍先生《唐人政治与小说》的文章中所说：“在深入研究文史某一领域的专家中，以八十高龄而仍能在国际范围内开拓新境界者，则冬青书屋卞孝萱当之无愧。”
关于冬青书屋的取意，卞先生有过解释，他说：“我曾经研究过刘禹锡，他是我喜爱的一位唐代文学家。他给白居易的一首诗中有‘在人虽晚达，于树似冬青’的句子，具有老当益壮之精神，我非常欣赏，用以自励，所以将自己的室名定为‘冬青书屋’。”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当我读完了卞先生的新作《现代国学大师学记》之后，这种感触就更强烈了。
乍一接触卞先生的《学记》，我有点无所适从，甚至无法读完。它没有一丝毫跳出学术之外的议论，没有什么轶事或秘闻，有的只是严谨的考辩、审慎的评述和不畏前贤的补正。它是一篇精美的考证之作，更重要的是，这部《学记》是“学记体”的正名之作，卞先生的这部《学记》为“学记体”塑造了一个典范，它阐释了什么是学人学记，什么是轶事传闻，什么是扎实的学术，什么是无聊的消遣。
同时，《学记》对“国学”一词也有深刻地剖析，他说：“中华学术，自成体系，西洋学术东渐以后，为了有别于西学，中国人对本国的传统学术采用了这个前所未有的名称。简言之，国学就是中华固有的全部学术的专名和总称。”这个定义相较于仅将国学括定为文史哲，甚至定位为经学或者儒学的偏狭做法无疑是合理和融通的，同时也反映着研究者的学术胸怀和学术眼光。同时，《学记》也反对国学保守主义，反对以国学的幌子来抵制科学，卞先生说：“尊崇国学，绝不意味着自我封闭。有识之士，受西洋学术之滋润与启迪，突破清学藩篱，学术视野更为开阔，治学方法更为先进，融合东西方优秀文化，与时俱进，成为现代中国学术之前驱，在学术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正是因为卞先生的这种严谨的考据作风，和开阔的学术视野，这部《现代国学大师学记》一经问世，就好评如潮，许多书评文章纷纷刊登，此书也在第一次印刷之后六个月就二次刊印。这是学界对卞先生的肯定，同时也是对南京大学文科章黄学派学术传统的认可与崇敬。
阳光和煦的清晨，在洋溢着书香的图书馆古籍部再一次看到卞先生。满头花发的先生静静地阅读着古籍，认真地写着笔记。环顾四周，年轻的同学也在埋头苦读。阳光透过玻璃窗暖暖地铺在书桌上，我想到了《桃花源记》中的两句话，“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一种幸福感慢慢地在心头涌动，因南大有卞先生这样勤勉的学者而幸福，因南大有这样丰富的图书资源而幸福，因南大有这样怡人的读书氛围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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