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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一日，任季二老，同日仙逝。一个多月来，二位老人长期来对自己的培育之情和再造之恩，一直萦绕于心，难以释怀。悲伤感叹既已徒然，索性诉诸笔端，记录几件先生昔日教书育人、扶掖后学的往事，以聊寄哀思。
1978年，国家实行新的学位制度，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我有幸跻身任门，成为先生的众多弟子之一。
当时我在《中山大学学报》当编辑，记得在报考研究生时，曾征求了一位老师的意见，他很诚挚地谈了自己的看法：第一，任先生是大家，能考上他的研究生，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但正因为他是大家，要考上难度相对会大一些，这一点要有精神准备；第二，听说任先生眼睛不太好，加之事务十分繁忙，考取之后可以得到先生多少的具体指导不太好说。我非常感谢这位老师的意见，但我还是坚持了原先的想法，报考了。也许是命运之神的关照，我有幸被录取了。
在读三年，先生为我们开设了“佛教概论”、“佛经选读”、“史料学”等多门课程。也许是长期形成的习惯，先生上课之认真、谨严，非常出乎意料。我们这些经过文革的人，听了不少“天马行空”的课，刚开始听先生那样有板有眼的课，还有点不太习惯。先生讲课，不但有完整的讲义，而且有些课（如“佛经选读”等），还预先把所读经典印发给我们，让我们首先预习。而“佛教概论”一课之系统、深入，更让我们这些初学者如醍醐灌顶，大至思想之剖析，小至佛教名相之阐述，既细致入微，又深入浅出；既有哲学家的高屋建瓴，又有学问家的严谨和缜密。我后来走上佛教研究之路，完全得益于先生的启蒙、点化。
俗话说：“师父带进门，修行在个人。”但是师父是如何“带进门”的，事实上却千差万别。毛主席曾称赞任先生是“凤毛麟角”、“人才难得”，应该说主要是称赞其具有较科学的研究方法。先生之指导研究生，也很注重对学生进行思路和方法的训练。他经常对我们说：要进行中国哲学和佛学的研究，有两个方面的准备是不可或缺的，一是理论的训练，二是资料的准备。理论是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没有好的工具，出不了高品位的产品；而资料有如原材料，没有充足、上乘的原材料，“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而不管是理论的训练还是资料的准备，都得下“硬工夫”、“苦工夫”，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
如果说硕士生阶段我对先生的“传道授业”还停留在一般性的感受，那么，到了博士生阶段，特别是博士论文的写作，我的感受真的从“一般”上升到了“具体”。我是先生的第一个博士生，毕业论文的题目是《中国佛性论》，全文近三十万字。当时（1985年）还没用电脑写作，我的论文是用每页300字的稿纸写的，全篇近一千页。先生的眼睛本来就不太好，当我把这近一千页的文稿交给先生时，我的内心真的有点忐忑不安，担心这真的太为难乃至折磨先生了。可是，当先生把审读后的论文还给我时，我真的是被“震憾”了！近一千页的稿纸上，几乎每页都留下了先生的印记，大至文句的修润，小至标点符号的改正，可以想象，先生为我的这篇论文所付出的劳动，是何等的艰辛！他对学生的极端负责任的态度和精神，确是我们今天指导研究生的楷模。论文付梓时，先生又亲自为论文赐序，说了许多褒奖和鼓励后学的话，作为一名学生，能遇到这样的老师，夫复何求！！
任先生的学生很多，当今大陆从事宗教学和中国哲学研究的中年学者，相当一部分人出自任门。学生一多，通常很容易出现“放羊”现象，但先生指导学生之认真负责和无微不至，如果不是当事人，有些事是难以置信的。这几天我把先生生前给我的信件做了一番整理，发现仅手头留存下来的，就有62封之多。信中所谈，大至做人、研究方法，小至饮食起居、身体调养，乃至标点符号的应用，几乎涉及学习、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我粗粗地浏览了一遍，真真是感慨万端。现谨录几件，聊以佐证：
得来信，知道您的病情，这是长期营养跟不上，工作累，入不敷出，营运不良引起的。希望 加强营养；饮用药酒（辅助运营）。同仁堂出产的“国公酒”为明代秘方，清代宫廷采用，加以完善，可以试服一瓶（我的孩子任重服用有效）。如南京买不到，我可以在北京买了给您带去。（任继愈，1991.12.18）
江苏古籍出版社寄来《禅学研究》第一期。您的文章我首先看了遍，第17页有两处标点符号不大准确，一处印错了字，均在该刊第17页上。……最末一行，洞山良�，是排字工人认为价是简体字，改为繁体，改错了。价（读jie)不是“�”的简体，校对没有校出来。（任继愈，1993.1.30）
新书收到，很为你高兴。对你，我不怕你写不出来，我耽心你经不起称赞，怕你安于小成，成不了大器。……发展文化，振兴学术，为民族争光，要有大批人才，从不同的角度共同努力，才能有所获。光有一两个人，起不了什么作用。我的最大愿望是你的不断前进，超过前一辈的学者，这样中国才有希望。（任继愈，1988.5.14）
先生待人，非常的真诚实在，不喜欢表面文章，刚接触时，会有一些拘谨，时间久了，你会慢慢体会到他那颗慈父般的心。其教学生，尤重人品，中国自古就有“道德文章”一说，先生也常常强调“人品即学问，学问即人品”，“不管干哪一行的，首先得做个堂堂正正的人”。他说话不多，更不喜欢当面说好话，但他在背后为人所说的好话和所做的好事，大概有许多当事人至今仍不知晓。他长期奉行的“四不”原则（即“不赴宴”、“不过生日”、“不出全集”和“不当挂名主编”），更是常人所难做到的。对于“不过生日”，我亲历其事。他八十大寿前夕，我与几个同学商量如何为先生开一个学术研讨会，出一个集子，以志纪念，没想到几次与先生语及此事，先生都断然拒绝。他半开玩笑地说，等九十岁再说吧。到了临近九十岁时，我们几个学生重提此事，他还是那种毫无商量余地的态度。至于“不当挂名主编”，许多参与先生编书的学者都有切身的体会。我曾参加了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第四卷）的编撰工作，先生一丝不苟的精神着实让人赞叹。从总体的编写思路到具体的篇章结构，先生都事必亲躬自不待言，文稿交上去后，他都要逐章逐字进行审读和修改。处处体现了一个视学术为生命的学者本色。
先生把一生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真真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一气尚存，奋斗不息”。直到他临终前，还惦记着《中华大藏经》和《中华大典》的编撰工作。这是先生在晚年主持的两个国家级的世纪工程，总字数达十亿有多，堪比历史上的《四库全书》。至于八十年代以前先生对于我国宗教学和中国哲学的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奠基性和开创性的贡献，更是有目共睹。他在六十年代组织了当时国内最具实力和影响力的一批学者所编写的第一部《中国哲学史》，影响了整整一代学人并把他们引进了中国哲学研究的大门；至于先生对于我国宗教学（特别是佛学）研究和学科建设所做的奠基性、开创性的工作，使得先生历史地成为我国宗教学界“开山祖师”。
先生著作等身，从得到毛主席赞赏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到在国内外学术界都具有重大影响的《中国哲学发展史》、《中国佛教史》、《中国道教史》，乃至几部大型工具书，如《宗教词典》、《佛教大辞典》等，都是大部头、大手笔。当然，先生晚年主持的几个项目，因工程十分浩大（如《中华大藏经》（续编）、《中华大典》）等多方面的原因，有些项目（或著作）尚未全部竣工，我们这些当学生的，确实应该继承先生的遗志，把先生的未竟事业继续推向前去，以慰先生的在天之灵。
任先生走了，没想到，几个小时之后，季羡林先生也走了。一天之内，当今学界最具影响力的两位国学大师相继辞世，这真有点让人不愿意去相信它。
我不是季先生的入室弟子，但季老绝对是一位让我永志难忘的恩师。
二十年前，我同许多中青年学者一样，对季先生其人其学，除了景仰、崇敬之外，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
我的认识季先生，缘于我的一本小书-----《佛道诗禅》。书是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潘平是该书的责任编辑。90年底我到北京开会，正好该书刚印出来。有一天我俩到北京大学办件事，潘平说他知道季老的家庭地址，就提议一起去看看季老，顺便送他一本《佛道诗禅》。我说那太好啦。我俩就这样冒然登门造访了。当我们轻轻敲开先生的门后，先生不但没有责怪我们的冒失，而且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两位不速之客。进门坐定后，我们向先生自报家门和说明来意：主要是来看看他，并送他一本最近刚出来版的小书，请他指教。先生听后，说了一句令我十分吃惊的话，他说：“我正在读你写的《中国佛性论》。”并指着放在桌上的一本已经看了大半、且书中夹着许多纸条的书。老人家说：“你的书写得很不错，我正在拜读，是刚从街上买来的。”听了季老这一番话，我一时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季老何许人也？！我何许人也？！他正在读我的书，书中还夹了那么多纸条，而且书是街上买的，不难想象，我当时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我们同季老了聊了一会儿，老人家又带我俩去参观他的书房，从书房出来后，我们请他老人家回屋去休息，他说要陪我们在校园里走走，而且走得很远很远。
我的第二次去见季老，是想向他老人家要一篇文章，为我主编的《禅学研究》撑门面。这个想法确实有点过于大胆，但转而又想，季老人这么好，说不定他老人家慈悲，真的能遂了我们心愿。结果怎么样呢？下面是季老特地为《禅学研究》撰写的《所谓中天音旨》一文的开头语：
月前，南京大学哲学系的赖永海教授来舍下，看到了一篇文章（指季老原来“应韩国东国大学吴亨根教授之邀，为当时校长李智冠教授祝寿”所写的《梵语佛典及汉译佛典中四流音问题》一文），产生了兴趣，撺掇我把文章交给他，在他们新创办的《禅学研究》杂志上发表。我动了心，觉得应该对他们这一�在荒漠上开辟绿洲的盛举呐喊两声，尽上绵薄，聊示随喜之微意。但是继而一想，又觉不妥，此文版权已交台湾，一女两嫁，似有违碍。我之进退，实为狼狈。经我再三考虑，忽然灵机一动，豁然开朗，
似有天助，此文虽已长达两万余言，实为一“未完成之杰作”。原来的写作计划中尚有“关于中天音旨”一章。……现在永海兄索稿，使我身处夹道之内，何不补成此章，了此宿愿，又不辜负《禅学研究》之期望。（载于1994年出版的《禅学研究》第2辑）
看了这一段话，对于季先生淳厚慈悲的为人和乐于奖掖提携后学的长者风范，大概无须我再说什么了。
还有一件小事，也着实让我大大的感动了一番。大约在九十代末，南京大学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卞孝萱先生到广州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回南京后，卞先生特地到我家，说他在广州开会时碰到了季先生，季先生托他回南京后向我问好。作为晚辈后学，我几次碰到季先生的弟子王邦维教授时倒是很想托他带个口信代我向老先生问好，但又怕他遇到尴尬，万一先生记不得我了，反问“是哪个赖永海？”岂不让邦维兄难堪，因此，几次都欲言又止，没想到老先生倒托口信向我问好，而且几次遇到南大学者时，季老都要问及我的情况，这使我真真有“受宠若惊”的感觉。
更让我感动的还是先生长时期地对我的《中国佛性论》和《佛道诗禅》等著作的关注和褒奖，有几次我都是从第三者口里得到这个信息的。我的一个学生叫圣凯，就在几个月前与湛如法师一起到301医院去看季先生，先生听说圣凯是我的学生，就对圣凯说：“赖永海的《中国佛性论》写得非常不错。”我有时在这么想：先生如此待我？真不知道是我的运气好，还是先生的为人好。实际上，与我有着相同境遇与感受的年轻学者应该还有许多，也许先生自己不知道，他对晚辈后学的这种慈父般的关爱和呵护，给了这些年轻学者们多大的激励、鼓舞和精神力量！
两位大师都走了，但愿他们的精神永在，风骨长存！
(作者为南大中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哲学系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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