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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老”是对南京大学图书馆原副馆长施廷镛先生（1893-1983）的尊称，一是因为他岁数大，二是因为他水平高。他是为我国高校图书馆事业奋斗终身，并实实在在做出了突出贡献的文献学家，我曾有幸与他见过一面。
记得我在1981年下半年进行硕士论文答辩时，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专门来了一位老先生旁听，后来我就被分配到了该系。但是，由于我的姐姐、弟弟和两个妹妹都在外地工作，当我考取研究生回家探望父母时，卧病在床的老母亲喜出望外，说了句“冷锅里蹦出颗热豆子！”接着就下床为我做饭。此情此景令我终身难忘，如果我毕业后再到外地工作，老母亲一定会非常失望。正在无计可施时，听说施老的一位研究生顾志华毕业后被分在南京大学图书馆，而他的妻子是武汉人，在武汉工作，很希望他回武汉。我俩都有互换分配方案的愿望，于是一拍即合，事情居然办成了。
顾志华离开南京前，特地领我去拜访施老。施老家住汉口路36号，就在学校大门口西边几十米的地方，是座旧式洋房，朝南有正房六间，施老住其中的两间，只见他房间里的书架上、书桌上、橱顶上，甚至床上都堆放着书和书稿，显得拥挤不堪。施老曾经骨折过，此时已年近九旬，一直躺在床上，所以我以后也就没敢再惊动过他。
施老在《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中文书目》的序言中指出：“书目之于图书，犹利济之舟航也，故欲图书馆克著其效，关于书目之纂辑，不可不求其周备。”施老不仅为清华大学编制了高质量的馆藏目录，也为南京大学编了部《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旧籍分类目录初编》。据说这部目录送呈校领导审阅，得到了郭影秋校长的赏识。施老1961年6月8日又被任命为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1963年，位于新街口闹市区的长虹照相馆，特地各选一位工农商学兵的代表人物，为他们拍照，施老被选为学界代表。施老很高兴，在一张四寸大照片的背后题了几首诗送给一位同事。最后一首写道：“白首雄心学少年，羡他蓬勃著先鞭。涓埃自效东风下，努力红专齐向前。”
不过要查地方志，还得利用《南京大学图书馆藏地方志目录》，这部目录也是施老编的。据说郭影秋校长有次陪客人到图书馆参观，发现馆藏地方志很丰富，随口问了句有没有地方志目录。施老原来就打算专门编一部方志目录，郭校长这一问，促使他下决心立即动手编方志目录。据有的老同志回忆，在进行这项浩大的工程时，无论炎夏或寒冬，他总是一上班就带着文具钻进书库，只有一位工人专门帮他从书库里取书还书。就这样耐着高温和严寒，日复一日地，终于在1963年完成了地方志的编目任务，并油印了出来。
我们知道新书有版本记录页，编目相对容易一些。编古籍目录要困难得多，他在当年写的一份《工作报告》中深有体会地说：“木版书籍则有书名不全、卷数残缺者，有佚姓缺名者，有无刻板时期及处所者，故每遇一问题之发生，辄费若干之时间。且同一书也，序之题名与正文题名不同；同一著者也，或用别号，或用本名；同一刻本也，或系原刻，或经修补”，这些问题，在编目时都要一一解决，而南大图书馆馆藏方志有3500多种，可见编目的工作量有多大。譬如南京大学藏有《新城县新志》十册，无纂修者姓名，我有幸在第一册末页发现施老写的一篇题识，那篇题识考出了该志的作者、写作时间、版本性质，帮助人们认清了它的本来面目。那篇题识所反映出来的施老工作中认真负责的态度与精神，真让人感动。
地方志是南大图书馆的特藏，施老为此也作出了贡献，当时购书经费很紧，他发现过去金陵大学文化研究所编印过不少高质量的书刊，都是一些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但是当时就一直堆放在库房里，于是建议将这批书刊整理出来，与北京中国书店交换我馆所缺之地方志，他的合理化建议得到领导批准后，立即付诸实施，南大图书馆同北京中国书店建立了图书交换关系，从而增加了不少馆藏地方志与其他紧缺图书。
当然，要充分利用南京大学图书馆这座宝库，单靠这两部古籍目录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学会使用各种各样的工具书，而施老恰恰主编过一部《文史哲工具书简介》，五十五万七千字，在当时也算是相当厚重了。施老主编的这部书在写作方法上有了很大突破，除绪论外，以下各章的标题是查文字、查词语、查篇名、查书刊、查年代、查地名、查人物、查事物。显然，体例新颖、实用，符合读者检索工具书的习惯，因为一般来说，人们都是先碰到问题，然后才去查书的。
施老也非常重视讲授中文工具书使用法，早在1958年，就为江苏省学校图书馆工作人员训练班开过“参考工作及工具书使用”课，1965年又为南京市鼓楼区业余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班开过“中文工具书使用法”课，还多次为南大文科师生开设过工具书讲座。这里有一个例子，57年“反右”、58年“大跃进”以后，读书风气差了些，但是当时历史系有位名叫王灿炽的同学每天都到图书馆同一个座位上看书，这引起了施廷镛副馆长的注意，有一天施先生特地将王灿炽同学请到馆长办公室，问他：“你是学历史的，你掌握历史学的工具书吗？”王灿炽一脸茫然，第二天，施馆长专门将该同学领到书库与文科教师阅览室参观，并为他介绍了常用的工具书，使他大开眼界。这位同学，后来成了北京社科院的研究员，著名的北京史志专家。他在回首往事时，还深情地说：“施馆长是我终身难忘的恩师，他对我的教诲至今还历历在目。”
我帮程先生整理《汪辟疆文集》的工作进展得很顺利，用程先生的话来就是“势如破竹”。程先生教过我们校雠学，但是诚如陆游所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程先生让我补上校雠学的实践环节，使我获益匪浅，当然施老编的这两部馆藏古籍目录和他主编的《文史哲工具书简介》对我的帮助也非常大。
施老还有个梦想就是以个人之力编一部丛书综合目录，并为此奋斗了数十年。他曾说过：“余于一九二八年始，迄解放前，留意搜罗丛书，据书录目，阙者补之，讹者正之，即经目者，仍取以校其异同，考其渊源，历经二十载，积稿盈帙，鉴于目前尚无一较完善之丛书书目及索引行世，拟整理积稿，汇编为《丛书综合目录》。”他说干就干，终于在积稿的基础上搜集、整理、誊清成稿本四十余册待印。据说上海图书馆在编《中国丛书综录》时，曾力邀先生参加，因先生同类著作《丛书综合目录》即将完成而未参与其事。当《中国丛书综录》于1959-1962年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后，施老的《丛书综合目录》就难以出版了。后来，南京大学图书馆与历史系资料室，将施老原稿与《中国丛书综录》对照，把《中国丛书综录》没有的丛书经过适当补充，编为《中国丛书目录及子目索引汇编》，由南京大学出版社于1982年出版，收录从书977种。后来施老的哲嗣施锐又将施老在丛书方面的遗稿整理成《中国丛书综录续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中国丛书题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中国丛书知见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其中《中国丛书知见录》即为《丛书综合目录》的影印本，亦可谓皇天不负有心人了。
后来，程先生让我与他合著《校雠广义》，并将为中文系研究生开校雠学的任务也交给了我，于是我只好将当时能够找到的版本学论著尽量搜罗了一遍。让我惊喜的是，竟找到了施老编的一本油印讲义《中文古籍版本简谈》。讲义《前言》说：“图书馆工作者，无论是进行采购、编目或流通工作，对我国的古籍，都要求掌握一定的版本知识。我馆施廷镛同志几十年来从事于古籍整理工作，对书籍版本的辨别，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图书馆为了开展业务学习，由施廷镛同志对馆内同志进行这方面的讲述，这本《简谈》就是初步讲稿。”后来他还专门为研究生讲授过版本学课程，每次上课前都用蝇头小楷一笔一划地写有讲义。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为他出版了《中国古籍版本概要》一书，显然是在他的这两本讲义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
改革开放以后，由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施老著作共有八种，除上文提到的外，还有《清代禁毁书目题注外一种》（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中国货币沿革讲义》（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我们就不细加介绍了。对于一位自学成材的图书馆工作者来讲，可以说是硕果累累了。我想，一位图书馆工作者只要能兢兢业业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并且能结合自己的本职工作锲而不舍开展科学研究，那么就一定能获得丰厚的回报，施老就是最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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