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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列维・施特劳斯从1934至1939年到巴西圣保罗大学担任人类学和社会学教授。正是利用这个机会，他到亚马逊河流域的印第安部落进行调查，开创了他个人的人类学术生涯。在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列维・施特劳斯连续发表《亲属的基本结构》及《忧郁的热带》等重要著作，奠定了他在人类学及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崇高地位。
上世纪50年代后，列维・施特劳斯先后发表许多重要著作，其中包括：《结构人类学》两卷本、《当代图腾制》、《原始思维》、《神话学》第一卷《生的与熟的》、《神话学》第二卷《从蜂蜜到烟灰》、《神话学》第三卷《餐桌礼仪的起源》、《神话学》第四卷《裸人》、《假面具的途径》、《遥远的眺望》、《演讲集》、《嫉妒的女制陶人》、《象征及其副本》、《猞猁的故事》、《看，听，读》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列维・施特劳斯先后担任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宗教研究所所长、法兰西学院院士兼人类学讲座终身教授。1982年退休后，他仍然坚持从事研究和创作以及其他的文化活动，直到他以101岁高龄逝世为止。
那个秋日清晨―――“他走了……”，五封邮件同时收到，告诉我同一个消息。“人生自古皆有死”，何况他这样一位高龄的老人，知道这件事迟早是要发生的，可是这个消息仍然令我无法平静。
邂逅列维・斯特劳斯实在是偶然，这次偶然的机会使我认识这位人类学家。我在2003年9月应邀去法国进行为期4个月的研究，目的在于了解法国20世纪语言学流派。到达巴黎的第二天，我就去逛书店了。拉丁区有的是书店，真是令人喜欢。橱窗里有本书倏然印入我的眼帘，封面上一幅大大的照片吸引了我的眼球，书名是《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列维・斯特劳斯生于1908年，是20世纪的风云人物，可谓世纪老人了，了解他，不就能够了知整个20世纪的历史背景了吗？了解他，不就能把握那个时代的脉搏了吗？心里想着，我就把书买了下来。回到住处，立刻打开书，一口气读了下去。
一个月后，我和朋友在一家中国餐馆用餐时，偶遇学者程抱一先生，攀谈之中，了解到程先生曾是南大的学生，而我现在恰在南大工作。听了我此行的目的，先生对我说，“夫人，如果我有个建议给您的话，那就是放下您的研究，先翻译列维・斯特劳斯传记。”
买书的初衷仅仅为了了解那逝去的世纪，至于翻译，我可没想过。不过程先生的话不能不引起我的重视，我又打开了书，认真地阅读起来，这次我意识到了程先生的心思。好，那就让我的研究从翻译开始吧。我的想法得到了同事的支持。
在巴黎的逗留就要结束，我去外省看望朋友，临行前，给列维・斯特劳斯先生发去一封短函，希望能去拜见他。没想到，很快秘书的电话打来了，列维・斯特劳斯将于元月五日在办公室里接待我。
那天，我终于能见到列维・斯特劳斯先生了，沿着螺旋式的楼梯拾阶而上时，我想到：列维・斯特劳斯曾五次访问日本，却未曾来过中国，可能的话应当请他来中国访问，请我们全世界的人类学大师看看中国的56个民族。等上到二楼，再穿过大厅，秘书就带我走进了列维・斯特劳斯的办公室，只见先生一身西装，穿着讲究，看见我后笑呵呵地起身迎着我走来，我赶忙迎上前去握住他的手。一个饱经风霜的世纪老人竟然如此的平易近人，先生的平静和和蔼打消了我的局促不安。我们寒暄过后聊起先生本人的传记来。
列维・斯特劳斯说过，有些问题，有人已经反复问起，可他四十年前就已经回答了。先生的记忆力非常好，交谈之间，只感觉到这位慈祥的世纪老人，依然思维敏捷。其实我没读过他的什么书，自然也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我之所以要见他，就是想对大师有种感性的认识，通过聊天，感受大师的风采，这些将有利于人物性格的把握。
之后我又简单地说了我的求学经历，就传记作者的一些看法，向他征询了意见。先生非常耐心地解答我的疑问。就这样我们愉快地交谈了半个小时，大师毕竟是95岁的老人了，我不敢太劳累他，也不敢太占用他的时间，便起身向他告别，并答应译作完成后就立刻来看他。“那是什么时候呢？”“一年后吧。”他说：“那我可能不在了。”怀着些许的惆怅，我告别了先生。我想，对于这样一个高龄老人，请他来中国已经不可能了，我惟一的希望是，他健康地生活着，等我来年再去看望他，那时，我一定给他带点中国的特色小吃。
离回国还有几天时间，我冲到蓬皮杜文化中心，查阅了关于列维・斯特劳斯的所有资料，看了中心收藏的所有录像资料。列维・斯特劳斯的形象就这样鲜明、生动地留在我的脑海之中。为了又快又好地完成这本书的翻译，我在回国前就读了两三遍。记得我在从外省回巴黎的火车上，坐在我旁边的似乎是一位大学教师，一路上，我拿出记满问题的练习本，向这位老师求教，三个小时的路程上，我提出一个个问题，他一个个耐心地给我解释。一问一答中火车抵达巴黎车站。该分手了，那位先生对我说：Bon courage Madame。法国人在你遇到困难时，习惯用这句话来鼓励你。之后，带着对先生的美好印象我登上了回国的班机，从此我将踏上认识列维・斯特劳斯的精神之旅。那一年，我正好五十岁，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这个天命年是否指的是，我在翻译中所得到的精神启示呢？
那年我因意外事故手臂受伤，做了两次手术，术后本应该有康复训练的，可我心中一直记挂着列维・斯特劳斯，一心只想早日完成译作，早日返回巴黎看望列维・斯特劳斯，而忽略了自身的健康，以致于错过最佳治疗时期，左臂从此不能如先前那样自如活动。
等翻译工作一结束，我就赶紧去了巴黎，记得那是2005年夏天。一到巴黎，我就电话预约，后来如约见到了列维・斯特劳斯，我没有忘记对老人的承诺，带去了一些中国的小吃送给了他。我对他说《传记》的完成，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想现在应当着手那已经开始而中断的《普通语言学手稿》的翻译了。列维・斯特劳斯对我说，他已经看了这本书。这年，他97岁。列维・斯特劳斯真是“活到老，学到老”的典范，虽然他不能像以前那样写作研究，但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世界的观察和思考，自始至终关注学术界的动态和进展。
当得知他的身体和心理状况日渐不佳时，我于2006年，再度去巴黎时，就不敢去打扰他。法兰西远东图书馆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社会人类学实验室同在一个大院里，从图书馆望去，就可以看到他的办公室的小窗。每次去图书馆，我都会不由自主地向那个小窗张望，渴望去看望他，又害怕打扰他。犹豫之中，假期来到了，列维・斯特劳斯按照惯例去乡间度假，我终于未见到他就遗憾地离开巴黎。
我为此一直很后悔，哪怕只是问声好呢。我怕再也见不到列维・斯特劳斯，抱着这样的恐惧让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没有去看望他的缘由，并且肯定地说下次去巴黎，一定去看他，决不犹豫。
翻译索绪尔《手稿》的过程，也是不断发现的过程，我欣喜地将其中的发现写信告诉了列维・斯特劳斯。没想到，我的信给他造成心理负担，他遗憾地表示，信很有意思，谢谢我告诉他这些有趣的事，可是请我原谅他老了，不能给写我长信。我是多么希望他知道我的发现啊，既然这个发现与先生一生的追求有关，可是又不能给他负担。我就是在这样一种矛盾的心态下等到2007年10月，再一次见到他。两年不见了，我情不自禁地前去拥抱他。列维・斯特劳斯真的老了，我第一次产生这样的感觉。五年前，他还能搬动椅子给我让位，而这一次，他的手有些不听使唤了。我呈上带去的礼物，列维・斯特劳斯很感动。见到他，我就很满足，一肚子的话都没敢说，就怕给他造成心理负担。
我们寒暄了几句，列维・斯特劳斯知道我要去阿拉斯工作，对这个城市，他似乎并不陌生。的确，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之前北方的很多城市都是战场，二战期间，列维・斯特劳斯就曾被派往马其诺防线。告别老人时，我听到楼下的工作人员正在小声地议论：瞧……就是那位中国妇人竟敢去拥抱列维・斯特劳斯。我知道我是幸运的，可以走近他，可以亲耳聆听他，甚至跟他对话。这在许多法国人看来都是难以企及的梦想。
列维・斯特劳斯一生都离不开他的实验室，这样的高龄，他仍坚持每周去两次办公室。记得两年前，我曾问秘书，列维・斯特劳斯怎么到办公室来，“坐地铁。”“啊，那怎么行，给人碰一下，怎么办？”我焦急地说。秘书说：“现在是由他夫人开车送他过来。”“噢。”我这才放心。
然而不幸的是，我的担心终于成为事实。我再次去巴黎时，得知他摔了一跤，永远不能再回到他心爱的办公室了。这一跤可想而知，对一个99岁的老人是多么痛苦！手术后的康复对老人又该是怎样的考验！从此，我只能从秘书那里知道他的些许消息，我默默地祈祷，但愿老人能够重新再站起来。
不久我该回国了，无论如何要去跟老人道别。按照法国人的习惯，突然造访是不礼貌的，我写了信，留下电话号码，约定好，若同意我过去就不用打来电话。我等了很久，电话铃声居然没有响，我想我大概可以去了吧。那天，我兴冲冲地带上一床蚕丝被，那本来是托一个意大利姑娘从中国带给我的，我交代她要买最好的，价钱不计。这位姑娘几番周折把丝被带到了巴黎。当知道我是送给列维・斯特劳斯的时候，她说什么也不肯收下钱，带着姑娘的好意，我登上了北去的列车。
列维・斯特劳斯家在位于勃艮第和香槟省之间的利涅浩尔村，具体如何走，我并不知道。我根据那个小村的位置大致选择了距离较近的车站下车。没有公共交通，站旁有出租车服务。我坐了出租车上路了。这儿的确如《列维・斯特劳斯传》中所言，是一个人迹罕至的地区，虽然一路上都有指示路牌，司机仍不时向人打听问路，终于车驶入一座森林，我不由地想起了书中描述的句子来：这里没有人工雕琢，只有大自然。赏心悦目很重要。有些时刻无与伦比：冬春交替之际……大自然在一天之内就变了样，天好时，一个小时后就是另一番景色。列维・斯特劳斯悠然漫步在乡间，如同一个采集植物的绅士，又像一个浪漫的幻想家。他出发去森林探险，采摘蘑菇，嗅闻周围的气氛，体味光线的变化，叫出花草的名字，辨认植物种类，观赏树叶的纹理。这里的一切都使他好奇，每一个发现都使他欣喜。
我沉醉于遐想之中。我终于明白列维・斯特劳斯为何选择这里。正如他自己所言，在这里，他了解巴西胜过法国，了解印第安人的家庭和社会生活胜过勃艮第地区农民的生活。在这个被时间遗忘的世界之角，在这个远离工业文明的地方，他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在这座深远的森林他可以独自漫步直至瑞士边界而无须走出森林。
终于汽车驶入村庄，村头有两三个少年玩耍。我们刚一提到列维・斯特劳斯的名字，孩子们立刻手指不远处的大门。驶入大门，一座城堡！司机问我需要在这儿待多少时间，我想至多半个小时吧。他说这个时间可以去加一下油。只见城堡的大门是关着的，我只好绕到城堡后，见到一位园艺工正在修剪花草。看见我后，他高声喊起来，这时，有一位妇女从花园后跑出来，大概是列维・斯特劳斯夫人吧，我想。她向我跑来，兴奋地叫着什么人的名字。等走进时，才发现认错了人。她脸色一变，冷冷地问，为什么我冒昧前来。我说了事情的缘由，说特地前来与先生话别。并告诉她我下了火车，坐出租车过来的。“就近有一个火车站”，她说。还说列维・斯特劳斯早上有过接待，不见外客。很显然她不高兴，也不打算让我再见先生一面。我忙说，那我就把东西留下，现在就回去。夫人这才说，那我进去通报一声。
很快夫人出来对我说：“你可以进去，一分钟。”她陪我到列维・斯特劳斯的办公室的门口。列维・斯特劳斯就在眼前，人瘦了许多，我急忙过去，他身子前倾来迎我，我过去拥抱他。“您从那样遥远的地方来！”我还没说什么呢，夫人已经进来了，问我要喝点什么，我随口说喝水吧。转身又问她的先生要喝什么，大概列维・斯特劳斯也说喝水吧，夫人示意我随她出来，我原以为是一起去客厅的。可是，妇人让我站着，看着我喝了两口水，随即送我到门口。一切都发生在那一分钟，我梦游一般地走出大门。
司机加油未回，我在大门口四下观望，原来城堡就处于村口，利涅浩尔的界牌明确地标记着。看到了列维・斯特劳斯，我很知足，心中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直等到了火车站，等上车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列维・斯特劳斯应当还在等着我吧，而我连一声再见都没说就走了……想到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见他，我的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
回国以后，我在北京的同仁堂为列维・斯特劳斯买了药，托学生寄往法国，列维・斯特劳斯是否收到，我不知道。我专门写信给列维・斯特劳斯解释那天为何不告而别，先生也没有回信。列维・斯特劳斯是个非常有礼貌的人，见信必回的。即使他没有能力时，他也会委托妻子代笔的。
本来今年九月我要去法国工作，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先生，可是手续几番周折，签证始终没有下来，去法国的事耽搁了下来。我最终没有能再见先生一面从此成为我终身的遗憾。现在给我一丝安慰的是，先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接受了一个来自遥远国度的中国人的问候，最后感受到人世间人情的温暖。想到先生不必再忍受肉体的痛苦，我因此而释怀。列维・斯特劳斯先生，您勤奋一生，为我们留下如此之多的精神财富，现在您可以安息了。
愿列维・斯特劳斯与我们同在。以此纪念我们全人类最伟大的人类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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