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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日前，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百年佛学研究精华集成”开题会暨“百年佛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高层学术研究会在南大举行。会上，学界名家对百年佛学的研究作了精彩发言。本报作了录音整理，特摘要刊登，以飨读者。
黄心川（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原亚太所所长，研究员）：
《百年佛学研究精华集成》这套书的意义非常重大，将会为百年佛学的研究提供许多实际的帮助。在百年佛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佛教研究的发展史，不只受到国内各种力量的推动，也离不开国外因素的影响。近百年来，在印度、斯里兰卡、美国都掀起了佛教运动，在这一背景下召开的世界佛教大会中，也都有我国的佛教人士参加，大会的决议、决定都传播到了中国。此外，这一时期中，在欧洲、美国、俄罗斯等地，都曾掀起佛学研究的高潮。这些活动不仅影响到中国的佛教徒，也影响到中国的学术界，推动了中国佛教内部的改革和佛教研究的发展。
其次，今后的佛学研究不应只停留在历史文化方面，而应当有更加宽阔的视野，例如应特别关注佛教与科学的互动。佛教的基础是业报轮回理论，其教义都从这一基本理论派生出来。近代自然科学大发展之后，这一基础理论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当今欧洲、印度等西方学术研究前沿已经对佛教与科学关系的问题十分关注，但我们中国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历史文化方面。所以呼吁大家在以后的佛学研究过程中要关注这一问题，在总结百年佛学研究成果时，不仅要把百年来国内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论文收集进来，也要关心当前世界各国各地对此的讨论和研究，方便后续研究者对这个问题的系统了解和深入研究。
杜继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原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总结百年佛学研究成果，有如下几个问题值得重视：
第一，“百年”的界定以及不同历史时期对佛学研究的影响问题。佛教是随着历史变动而变动的，因此佛教研究的问题也离不开社会历史。五四运动批判儒家道家，却没有批判佛学，并把它当做先进的思想文化来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这是很特殊的现象，值得研究。
第二，信仰的问题，即佛教教界的问题。中国要改革，要办先进教育，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没钱没房子。从清朝末年张之洞开始，就提出一个方法，即把一部分儒家祠堂、道家道观、佛教寺院拿出来作为办学场所。针对这一政策，佛教界兴起保护庙产运动。这一类的事件很多，应当如何去看待，这个需要思考。
第三，人物的评价问题。在对百年佛学研究成果的搜集和总结中，必须处理好对近代佛学大家的评价问题，尽量做到客观公正。
第四，两岸三地问题。在这“百年”之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占60年。地理界限问题可以不予分别，但对有些人物或者事件的评价涉及到两岸三地的问题，这类问题应认真妥善地处理。
方立天（中国人民大学宗教高等研究院院长，一级教授）：
《百年佛学研究精华集成》这一课题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如下三方面：首先，资料的系统整理。该课题对百年来佛学研究的成果进行全面系统整理，其本身展现了佛教文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所以意义重大。第二，对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佛教优秀文化提供了前提性、基础性的条件。因为弘扬的前提是研究。第三，有利于创新。继承和创新是辩证的关系，资料的积累、收录、研究是基础，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创新。这套书将会推动我们以后的创新和文明建设，所以要把这套书摆在国家的文化战略，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格局当中来思考其重要意义。
而这一课题也有一些问题需要注意：第一，百年的时间如何界定问题。要综合三个因素进行考虑，首先要结合社会政治变革的历史来进行考量；然后要对百年佛学研究的发展轨迹和规律有深入而准确的把握；最后要对百年来佛学研究的阶段性特征尤其是标志性特征有准确的理解。第二，资料收集的外延问题。大家都主张不只局限于佛学范围，那么名字是采用“佛学研究”还是“佛教研究”还值得进一步探讨，后者范围似更为广泛。第三，“精华”的界定问题。应当有一个清晰的、可操作的对“精华”的界定。至少要考虑到以下三个因素：是不是具有学术创新价值？是不是具有宗教文化意义？是不是对当时社会和整个历史有较大的影响？当然，作品还应当符合学术规范。
楼宇烈（北京大学宗教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
近现代佛教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有一个很特殊的地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大变革时期佛教成为革命志士们精神鼓舞的力量。谭嗣同等革命者不仅主张学习佛教，而且将佛教作为自己为了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一个精神动力。第二，佛教是传统文化的一个接续者。五四时儒学遭到极大的批判，而已经中国化了的佛教却取代其成为传统文化的一个象征。时至今日，佛教组织和人员的影响也要远甚于儒家，所以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发扬光大，佛教能发挥大的作用。第三，佛教是东西方文化连接的一个桥梁。章太炎先生认为，佛教中的唯识学、因明学与现代西方科学精神相符合，所以可以成为中西文化的沟通的桥梁。第四，近代佛学教育的开展是整个中国近代教育开展的一个部分。解放前佛学院的课程设置非常高明、先进和开放，其培养人才的方法于今仍可借鉴。
人们常说宋明之后中国佛教衰微，这主要强调的是知识界，并不是指民间的佛教。宋明之后，知识分子对佛学的兴趣少，创造性的思维少。直到近代的支那内学院开始，知识分子对于佛学研究的热情才重新高涨起来。但是，近代佛学研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第一，佛教的定位问题。在回应科学的同时，我们不能将佛学与科学进行简单的比附，尤其不能将二者等同，甚至主张佛学优于或者先见于现代科学。因为佛教不是研究科学的，而是研究人文的，其目的是治心，关心的是人的身心问题。第二，这一百年间的佛教研究要分阶段去看待，要关注不同时期的佛教研究方法，这样才能正确认识到不同时期佛学思想的价值。上个世纪佛教研究中我们借用了很多西方宗教学的理论和方法，主张要还原、溯源真正的佛教，所以许多人认为中国佛教已经脱离了印度佛教的传统。但大乘佛教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而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宗教与西方有很大差异，西方定性定量的分析方法于中国宗教的研究不一定合适。所以，研究近代佛学，要注意其研究方法，也要在佛教研究中探索我们自己的宗教学理论和研究方法。
方广�（佛教文献学和敦煌学专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新百年佛教研究的展望，首先要总结上百年佛学研究的成绩、不足和可能的学术增长点。上个百年中，虽然总体研究状况繁荣，在一些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个人的观察和思考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研究比较注重思想层面，而信仰层面的活动关注得不够多。佛教作为一个宗教，不仅仅包括思想，而是有以信仰为中心的一系列活动。对于仪轨、法会等内容，我们研究的不够多，这一现象与我国的学科设置有关。五四以来，佛教作为封建迷信的代表被打压，而佛学作为学问则被允许研究。在世界各国，宗教都是与哲学并行的一级学科，而在我国，宗教则是哲学下面的二级学科，这种思路使得我们的研究很容易就朝着思想研究走，而对信仰层面的研究先天性缺失。
第二，现代佛教研究动辄讲大乘八宗，但八宗是否能够真实反映隋唐以来佛教的现实情况呢？根据个人的研究，八宗佛教实际上只局限在长安等地，而敦煌等其它地方并不存在十分清晰的宗派分别。所以，我们应该研究古代佛教的实际状况究竟如何，而西夏佛教、辽金佛教等许多少数民族佛教的研究都还是空白，这些都可能会成为将来佛教研究的一个增长点。
第三，关注批判佛教的问题。批判佛教是站在形而上学的立场上，把佛教定义为某个固定的形式，认为不符合此形式的就不算是佛教。而真实的佛教是在处于历史发展之中的，不同时期不同社会背景下其表现也存在着很大区别。从源头上来说，佛教也不是单一的固定形式，因为印度佛教不是单纯的印度文化自我逻辑演化的结果，而是以印度文化为主，吸收了中亚文化、西亚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集合体，从中亚传回的印度佛教典籍其本身可能已经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反思，有助于我们认识更为真实的佛教。
业露华教授（上海社科院原宗教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通过“百年佛学研究精华集成”的编纂来回顾总结一个世纪来佛学研究取得的成果，并推动新世纪中国佛学研究的新发展，这非常有意义。当然，关于“百年”的定位和划分、“精华”的内涵与外延等，也需要做深入的探讨和科学的界定。本人认为，对“百年”的界定应适当放宽，而不宜界定过严。在对百年来佛学研究成果进行收集与整理时，一定要注重所选材料的资料性与史料性，以及注意区分纯粹的佛教教义思想的研究以及与佛学有关的交叉学科的研究。
班班多杰（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这个课题可以用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这两个方面来概括。复杂劳动首先指的是一个好的框架和体例，这一工作完成之后，剩下的收集和整理资料的问题就属于简单劳动了。在了解把握这一百年来佛教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才能打造出比较好的提纲或者说框架。
总结一百年来佛教发展的历史，要关注背景、轨迹和经验这三个方面。在佛教发展轨迹和经验方面，要重视中国佛教发展的两大系统―――汉语系佛教和藏语系佛教―――的交接和对话问题。藏传佛教的来源除了印度佛教之外，还有汉传佛教，从唐代开始，藏汉佛教就处在不断的交流过程中，近代以来这种交流和对话更加频繁。所以，在强调团结与和谐的今天，不管是从政治上讲，从学术上讲，还是从中国佛教发展的史实上讲，研究汉地佛教时，都应当把藏传佛教、云南小乘佛教纳入研究视野，关注其与汉地佛教之间的融合和交流。除此之外，还应该在研究过程中关注基督教、伊斯兰教等西方宗教对佛教信仰的影响。佛教还应该为现实服务，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成分，使中国传统文化得到更好地延续和发展。
魏道儒（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宗教所佛教研究室主任）：
第一，百年来佛学研究的发展直接与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其所呈现的阶段性也与社会政治变革的阶段性联系在一起，所以对佛学研究的阶段分期要参考政治史的分期、社会史的分期。
第二，百年佛学研究的起动和发展都是在信仰者与非信仰者的共同努力下进行的，而不是某一种力量所推动的，这一点在中国表现得尤其充分。所以，在这一课题中，选择人物和作品的时候，要兼顾到僧俗两界，要关注他们在佛学研究过程中发挥的不同作用。
第三，百年来佛教研究成果量之大，涉及的面之广是空前的，佛学研究的目的也在不断变化中。各种跨学科、跨文化、跨宗教的佛教研究著作给选择和分类造成困难，所以要在研究的过程中多加留意，把真正有开拓性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呈现出来。
第四，百年来的佛学研究是与时俱进的。佛教研究的观点和方法、对人对事物的评价变化都很大，比如说今人对印顺法师人间佛教的研究比他自己的论述要多得多。这为我们总结、研究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我们应根据当今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结合当时的情况进行材料的取舍和选择。
黄夏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杂志社社长，研究员）：
对百年佛学研究的研究要注意以下四个问题：
第一，关注国际背景。当时，日本有新佛教运动，继而影响到韩国、朝鲜。在斯里兰卡有基督教和佛教之间的五次大辩论，代表着斯里兰卡佛教的复兴。在缅甸也有对抗基督教的一个运动，在泰国有朝着“三权”分立的佛教改革。中国的佛学复兴是与整个世界背景下的佛教复兴活动联系在一起的。
第二，关注国内背景。这个百年间的主要思潮是革命思潮，而这一阶段佛教运动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也就是革命思潮。在佛教界，一直持续至今的一个社会背景则是佛教界对庙产问题的争端。庙产兴学虽然只是佛教运动的一个部分，却是近代佛教发展的一个主线，它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表现。
第三，关注佛学研究的背景。中国近现代佛学的方法论主要来自于日本，境野黄洋的《中国佛教史》对中国的佛教研究影响很深。我们的佛学研究背景与日本境野黄洋的新佛教运动有着重要的联系。
第四，编纂原则的问题。百年来的佛学研究受到各种“主义”的影响很多，《百年佛学研究精华集成》是一个史料性的文献，应当把史料如实地呈现出来留给后人，这比建立体系框架更为重要。这一百年来的佛教并不是以宗派佛教的方式在发展，而是在为着其生存而斗争，而这一历史也影响到中国的学术，在编纂过程中应当反映出这一史实。此外，我们不能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待人物和文献的价值，而是应当回到历史情境之中去看其当时的影响力，从而进行文献材料的取舍。
张志刚（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
从宗教学理论的角度提供两点看法：第一，在宗教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上国内学术界考虑得还不够。宗教学中最有影响力的理论都是由西方学者提出来的，照搬西方的概念来解释中国的宗教则未必妥当。当今中国的佛教研究有就事论事的倾向，也就是只就佛教本身来讨论佛教，而忽视了与其它宗教的关系问题、与整个社会文化的互动问题。研究中不应当把宗教只作为一种思想来研究，而是应该关注宗教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它是如何产生意义的，它产生了哪些意义，它对整个民族的影响又在何处。第二点，在国际学术界，有一种观点已经被广为接受，那就是宗教研究中应当强调一种比较和对话的视野，要有人文的关怀和意识，我们的研究要能够与大家共享，对社会有真正的贡献。
李利安（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所长，教授）：
在现有的佛教思想史的研究中，对于民间佛教的诸多内容关注太少，比如：第一，对历史上一些异端的佛教思想研究很少。第二，对民间的、底层的佛教思想缺乏研究。第三，对信仰型的佛教、超人间的佛教信仰缺乏研究。第四，对佛教的史学缺乏研究。
关于未来的佛教研究，我们首先应当关注当今社会背景对佛教研究的影响，应该从新的社会现象出发来进行佛教研究，关注这个时代学术研究的热门话题，例如信仰产品（烧高香、巨额捐献等）如何定价？信仰消费如何管理？佛教活动场所的功能如何定位？宗教活动场所之外的佛教活动如何去看待？佛教文化资源如何开发和利用？佛教文化性如何在现实社会中推广运用并起到应有的作用？人间佛教能不能担当未来佛教的使命？民间佛教的信仰和民间宗教的地位如何看待？佛教组织的本来属性和实际属性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信仰到底有哪些类型，不同信仰类型（如宗教信仰和政治信仰）之间关系如何看待？是否应当重建佛教的神学（相对于佛教哲学）？此外还有密教的研究问题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社会上已经开始关注和讨论，学界也应当参与进来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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