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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由南大中华文化研究院赖永海院长主编的全球首部《中国佛教通史》面世后，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本报特摘要刊登部分名家评说，以飨读者。
《中国佛教通史》的直面观想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杜继文
收到赖永海教授主编的《中国佛教通史》共十五卷，第一印象就是鸿篇巨著，洋洋大观。从《总序》得知，此书是组织了国内10多个高校的22位专家学者经五年多的集体攻关完成的。这规模，这速度本身就是巨大成就，令人感慨系之。对中国佛教作史的学术研究，发端可能较晚，最早多参照日人的著作。到汤用彤先生奠定了中国的本色学风；偏重从思想视角进行史的考察的，则有吕�先生。他们基本上是孤掌独鸣。到了任继愈先生主编多卷本的《中国佛教史》，参与者也只有寥寥三四个人，其不得不中途而止。现在这部近700万字的《通史》已经可以摆上读者的书桌，完成了前辈几代学者没有实现的愿望！
这部《通史》的完成也反映了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在文化建设，特别是在整理和研究传统佛教文化上的长足进展，在继承和发扬民族精神方面做出了宝贵的贡献。没有共和国的强大和人民的普遍富裕以及国家对文化的关切、扶植和投入，这个庞大的工程很难完成。
其中的作者主要是中青年人，多数是赖教授和洪修平教授的学生。这表明在对佛教遗产的整理和研究上，国家教育系统是起了重大作用的；承担和参与国家课题是培养人才、快出人才、保证人才质量的重要途径。南京大学在这个方面给人的印象很深。我们有幸借助这股力量，请他们参与了汉文《中华大藏经・续编》的点校工作，为我们保质保量完成国家这一项目增添了信心，称其为“南京团队”―――这个学术群体的总体水平，在国内应该属于一流，而态度的认真负责，尤为宝贵。
理清东土佛史，重建民族文化
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陈 兵
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以断代史、专门史形式编写佛教史的，代有其人。进入近现代以来，中国的佛教史研究编写，始于20世纪初，其中，蒋维乔、梁启超、胡适、陈寅恪、陈垣、周叔迦、任继愈等著名学者，皆有中国佛教史方面的成果。
近20年来，我国的佛学研究蓬勃发展，多所大学、佛学院培养出数以百计的佛学人才，佛学研究的成果越来越丰硕，中国佛教宗派、人物、著作、个案、专题、阶段史、佛教文化、寺院等研究，深入到方方面面，具备了编写高水平中国佛教史的力量和条件。这一工作终由赖永海教授承担，为国家“985工程”建设的重点课题。
其亮点有三：
一、内容全面，结构严整。
《通史》是第一部名副其实的中国佛教通史，在时间上，从印度佛教创立讲起，由佛教经西域输入中土，至1945年结束，跨度两千余年；空间上，遍涉当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疆域内各地区、各时代的佛教，虽以汉传佛教为主，也包括西域佛教、藏传佛教、近代台湾佛教及云南上座部佛教，佛教由中国向外传播形成东亚佛教文化圈，等等。在中国史的大背景上，展现了佛教弘传的各个方面：不仅详述译经、著述、义理、宗派、僧团、寺庙、造像、戒律等教内行事，还评析政教关系及佛教与儒、道、神灭论者、天主教等“外道”的互动关系，佛教对文人墨客的影响，佛教的文学、艺术、书法等；不仅详述由高僧、大居士弘扬，有理论及文字资料为据的“精英佛教”，而且详述流传于民间的“民俗佛教”。
二、客观公允，评价中肯。
《通史》取理性、中立的客观立场，既不如反宗教者批驳非议佛教，又不如信教者怀虔诚感情一味赞美佛教，更不落入佛教界常见的宗派偏见，保持了史家应有的求实精神，并不失思想深度，寓史观于史实，骨子里透出一种中国佛教“圆融”精神的影响。这种写法，既符合学术规范，又照顾到佛教徒的宗教感情及佛教与儒、道等的关系，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三、学风严谨，水准颇高。
《通史》可谓国内外多年研究的结晶，充分采用了前人的成果，对学界已普遍接受的说法，予以采纳，或列出各种不同意见，提出自己的看法；对尚有争议的问题，如《起信论》、《楞严经》、《仁王经》等的真伪，则在总结前人诤论的基础上，进一步考据，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全书史料扎实，论证有据，创见迭出。
多维学术视域观照中的中国佛教发展历程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麻天祥 沈 庭
新中国成立之后，任继愈先生以凤毛麟角之誉，组织编撰《中国佛教史》于前，仅以三卷问世；季羡林、汤一介先生又于新世纪之交，组织全国各地学者撰著《中国佛教史》十余卷，至今十年有余，而未能付梓。而今，南京大学赖永海教授主编的《中国佛教通史》学术版闪耀问世，弥补了学术界在中国佛教通史领域的空白。
首先，《通史》是中国学术界在佛教通史方面的巨著。这部15卷本的鸿篇巨著呈现并论述了起自佛教初传中土迄于20世纪40年代，长达2000多年的中国佛教历史，特别难能可贵的是，《通史》对各个历史时期的佛教都有相当数量的笔墨，并不像以往的佛教史研究，大多对宋代以前的佛教史着墨较多，而对宋代以后的佛教或简单介绍、一带而过，或根本不涉及。《通史》不但把宋代至民国时期的佛教史整合进中国佛教史之中，而且用了七卷之多的篇幅对这段时期的佛教进行了介绍和论述。此外，《通史》对一些过渡时期的佛教都有专章或专节的介绍，例如十六国时期的佛教、五代十国时期的佛教等，第一次向人们展示了中国佛教的全部历史进程。可以说，《通史》是中国学术界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佛教通史”。
其次，史论结合，展现了时代大背景下的中国佛教。《通史》充分吸收了史学界的研究成果，用了相当大的篇幅分析和论述了佛教与各个时代的王朝政治、社会经济、思想文化、民俗信仰等方面的关系，近百万言。《通史》编写组成员不畏史料之繁多纷杂，广搜精求、探赜索隐，以翔实的史实为基础，不惜笔墨地展现了中国佛教生存、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在呈现不同时期佛教原貌的同时，交代了其之所以如此的时代原因，显示出《通史》编写组驾驭整个波澜壮阔的中国佛教史的巨大气势与扎实稳健的学术功底。
第三，《通史》本着教理兼容、史论并重的原则，不仅以史实为基础论述了佛教组织、佛学宗派兴起、发展、变革、衰落的历史过程，而且详细地分析了各个时期的佛学思想，做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例如在处理佛教史中的重要人物时，《通史》既对其生平事迹、译经活动、著作成果、门人弟子、历史影响等方面进行详细论述，又侧重对其佛学思想抽丝剥茧、条分缕析，注重展现当时代的佛学水平和特征。
第四，《通史》在大量吸收学术界已有成果的同时，编撰者们对某些学术问题并不乏自己的独到见解，这进一步提高了《通史》的学术价值。
中国佛教史研究的新坐标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韩 �
由于中国佛教通史涵盖面非常之广，至少要从宗教、思想、历史和艺术四大领域专门探讨，有机整合，才能揭示佛教从印度到中国渐次传播、并随各地域民族、语言、文化而不断糅合的多样性演变。因此，中国佛教史的编撰无疑是一件宏大的事业，必须调动各方面的专家学者通力合作才能完成。所以，听说《中国佛教通史》隆重出版，我又惊又喜。书到即读，更加惊叹。首先在规模上是以往所有佛教史都不能匹敌的：以上提到的四大领域均有大篇幅的讨论，对于密教、南传上座部佛教、藏传佛教等也作了详细的叙述；在时间跨度上，从佛教传入中国的汉代直到1949年止，两千余年。在空间上，叙述从印度经西域、南海进入中国，进而述及东南亚和朝鲜、日本，可以总揽佛教的世界性传播。
其次，主线清晰，纲举目张。如此宽广的知识叙述，如果主线不明，将变得驳杂泛滥。我觉得这部通史有两条主线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以佛经和历史为纲。一方面，《通史》系统地介绍了各部重要经论的中心思想，介绍其汉译的经纬，之后到弘法传播、开宗立派，佛教一波又一波地渐次传入中国，作者把这波澜壮阔的画卷清晰地展示开来。另一方面，《通史》通过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与儒道二家的论战，与世俗伦理的冲突，与王道政治的关系等诸视角和层面，把佛教传入中国后的兴衰过程及其内外原因清晰地显现出来。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这样的大部头著作，阅读之前是需要做些知识准备的。主编似乎也考虑到这一点，所以写了一篇言简意赅的总序，其中对于佛教在中国传播的脉络、每个历史时期的关节点、重要事件的意义都从全局的高度做了深刻的阐述，画龙点睛。这篇总序不可不读。
我国佛教研究的重大新进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主任 魏道儒
作为国家“985”工程（二期）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的一项重大成果，赖永海教授主编的15卷本《中国佛教通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部《通史》的面世，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在佛教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新进展。
从佛教刚刚初传我国，人们就出于不同目的展开相应的研究工作。我国佛教研究事业历史之悠久、参与人数之众多，遗存资料之浩瀚，都是值得夸耀的。从20世纪初年开始，现代意义的佛教学术研究逐渐展开。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佛教学术研究更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然而，动用了这么多人力，铺展出这么大篇幅，对上起佛教初传，下迄新中国成立的中国佛教进行全景式描述，全方位考察，在国内外学术界还是第一次。
近十几年来，佛教的研究领域在不断拓宽，除了以往人们比较注重的经典、义理、派系思潮的研究之外，在佛教艺术等方面也出现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成果。《通史》全篇所涉及的丰富内容，正是反映了我国佛教研究的这个发展趋势。《通史》各卷在论述特定历史时期佛教时，不仅详细梳理该期佛教的历史与理论，分析制约佛教发展演变的各种社会要素，而且对佛教文学艺术、仪轨制度、传播流布等方面的问题也都予以关注，尽量描绘出有立体感的，动态感的佛教全景图。从整体上说，《通史》视野开阔，研究领域宽广，比较充分地反映了我国佛教研究的进步。
一项重大科研课题的进行，总是与一批青年学者的成长相联系；科研成果最终达到什么样的质量，总是与参加项目的青年人素质相关联。让科研课题去锻炼青年学者，让青年学者在完成课题中成长起来，已经是许多教师卓有成效的教学实践。参加《通史》撰写工作的大多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末或本世纪初毕业的博士，他们所承担的内容多是博士论文的延伸和进一步拓展。可以说，《通史》的编撰很好地把出成果与出人才结合了起来。《通史》中的不少内容，是几位承担者勤奋十几年的研究结晶，基本能够反映我国学术界在该领域研究达到的新水平。
首部综括现代学术研究成果的中国佛教通史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吴言生
中国佛教是中国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学界引为遗憾的是，一直没有一部完整的通史著作能够展现中国佛教发展史的全貌。
这部《通史》的最大特点，就是其题名“学术版”所体现的“学术性”。现代学术研究方法进路多样，视角丰富，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在意义的诠释过程中，不同立场所体现的价值取向和诉求重点也各有不同。《通史》的编撰者敏锐地觉察到了这种现代学术特点，标明本《通史》是“学术版”，以相当敬畏与审慎的态度对待学术观点的最终结论。在每一个专题问题上，《通史》一方面尽量全面体现出现代学术的成果和歧议，一方面又谨慎踏实地表达出编撰者自己的观点。即，《通史》一方面维护了学术研究和争议的开放性，一方面又尊重了凝聚了每一研究者自身的智慧和心血的独到性。
《通史》秉持学术的公正态度，多视角、多层面地展现了中国佛教史的全貌。如第五卷，在众多的佛经中选择《圆觉经》、《楞严经》、《仁王经》的基本内容进行详述。这三部经典实际上是影响中国化佛教甚巨的经典，但在近代以来却被疑为伪经而遭到一定意义上的否定。《通史》首先从史实出发，辟专章来介绍，给予其必要的历史地位，进而从学术角度对其疑伪问题进行辨析，体现了撰著者的独立思考精神。第八卷中，用大量篇幅介绍了隋唐时代的僧官制度、经录史学成果、寺院经济、三教关系、佛教徒的生活和信仰、东亚佛教文化圈的形成、佛教的文化艺术等，这些是以往佛教史类著作鲜有笔墨提及的。但正是这些方面，才得以展现佛教史发展的全貌，使得读者藉此获得的，不是感觉的臆断，而是对客观史实的真切感知。此外，《通史》还予以一定篇幅介绍历代帝王的佛教政策，介绍西藏和台湾的佛教发展情况，这都保证了中国佛教整体性的展现。
继踵前修 再辟新境
厦门大学哲学系主任 刘泽亮教授
积五年之功、众人之力，呈现在读者眼前的《通史》，有许多值得称道的贡献：
《通史》作为“佛教”的历史叙述，首先自然要立足于“佛教”本身，要反映佛教的信仰、佛教的生活、经典以至仪轨制度的变迁。其次，作为佛教的“历史”，则要立足于扎实的史料考辨，厘清佛教流变的基本事实，“照着（佛教的历史）讲”。再次，作为佛教的通史，则要做到既“通贯”佛教传入中国近二千年的时间，又“通贯”汉传、南传、藏传三大语系以至台湾佛教的范围。可以说，《通史》在这三方面都做得名副其实。
《通史》洋洋十五卷，在不枝不蔓地勾勒各个时期佛教流变整体风貌的同时，又清晰地展现出佛教本土化、宗派化、伦理化以及居士佛教与人生佛教等理论侧重点。
佛教史旨在还原、展现佛教发展本然的历史。但是，佛教史料又往往是异常复杂的，很多问题通常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通史》在许多有争议的学术问题上，主张史论并重，采取既继踵前修，又勇于提出自己有理有据独得之见的做法，保持了清醒的学术自觉，可以称得上是整合目前学界成果，同时又能代表当前学术水平的一部学术版通史。
中国佛教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三教互动互渗、相互影响的历史。《通史》将佛教流变置入三教关系的大背景之下，对隋唐以来三教关系的疏理与定位尤有特色。例如，《通史》关于宋元佛教伦理化的论述突破了以佛教说明佛教的藩篱，点醒了隋唐佛教权实、方便究竟之说的理论源由，点破了宋元佛教的总括性特征及其与近现代人间佛教思潮的关联，发前人之所未发，确属宏观视野下的真知灼见。
实际上，隋唐佛教的鼎盛到宋元佛教的整合，可以说是中国佛教史上值得格外重视的一个重要转折，这一点，《通史》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并对此进行了简约独到而发人深思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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